主持人：您的六个提案，其中三个是针对新闻出版行业。您提这三个提案的初衷是什么？
张抗抗：我的三个提案都是有关文化的，其中有一个提案讲到传统书店和纸质书业。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网络侵权盗版，这不是在出版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是关于《著作权法》的修改。关于新闻出版的提议就是政府扶持传统书业的发展。我本身就是文化工作者，我对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很关注，它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作为政协委员，我们有责任，每年都要进行调研、分析，选择那些最紧迫的，在当年看起来是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反映意见、提出建议。
主持人：您是一名作家，问您一个小问题，比如您写一本书，思想上和时间上，要经过多久的创作？
张抗抗：这是不定量的。可能我在二十年以前就在琢磨这个故事，写出来却是在二十年以后。
主持人：这是一个作家生活的沉淀。
张抗抗：我们的生产方式是穿插的，循环的。不是说我今天晚上起来磨黄豆，第二天早上点了卤就卖豆腐了。那个必须是新鲜的，不能过夜，甚至时间都不能太长。作家写作的时候有一点像种黄豆。
主持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
张抗抗：我目前在写一篇长篇小说，从准备到现在已经过去四五年了，我写了第二稿，现在要进入第三稿的修改，这个修改的工作量又是很大。当我真正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如果自己觉得说得过去，或者有更高的要求，我完成它也许需要五六年、七八年，有的时候需要十年。蒋子龙写《农民帝国》，前后跨度也是十年。
张抗抗：有的题材比较容易处理，有的难度很大。其实还有自己预先设定的标准，比如这部作品是相对比较轻松的阅读，可能就比较容易一些。如果你对自己在文体上，对构思有更高的标准，希望有更新的东西，打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小说属"母体"艺术 保护好源头才有更多创新
主持人：也可以看出作家写一部作品，其实是心血。现在《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这些小说给电影娱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收益。这些电影也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您如何看待我国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这个现象？
张抗抗：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我们国家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最早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然后是莫言的《红高粱》。近年来的电影，像《天下无贼》，是根据江苏一个作家赵本夫的小说改编的。还有后来的《集结号》，也是根据小说改的。今年的《让子弹飞》，是取材于马识途先生八十年代写的一个系列小说叫《夜谭十记》。《唐山大地震》是根据小说《余震》改编的。
张抗抗：小说作品不像其他各种艺术门类，它类似于像母体的艺术文体，它可以不断衍生出其他很多的艺术形式。必须要尊重原作的著作权。在改编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只知道电影，不知道编剧。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不是，它涉及到我们对创新成果的尊重和保护，涉及到我们对原创的尊重和保护。我们把源头保护好，这个源头才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更新更好的作品。恰恰目前的现状是对源头保护不够好。
张抗抗：我去年和王兴东委员联合提名希望增加“最佳改编剧本奖”，这个奖是奖励原作的，还有奖励改编剧本的作者。这个提案还是没有被接受。答复我们的部门就说现在奖项严格控制，不能再增加奖项了。我和王兴东委员就不满意，比如演员奖就有很多，这是个人的奖。而编剧是一剧之本。
主持人：因为没有剧本，就没有电影和电视剧。
张抗抗：这个太重要了，没有优秀的剧本，就不可能产生后面一系列的行为。我们就呼吁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为了文化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主持人：这和提升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没有关系？
张抗抗：关系太大了。
主持人：我们国家现在很重视文化发展。
《著作权法》到了需要修订的时候
张抗抗：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对著作权的尊重，直接和文化软实力有关。文化软实力需要一个原点，只有把著作权保护好以后，它才能不断地发展下去。我今年有一个提案是尽快修订《著作权法》，也是跟这个有关。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得那么迅速，文化产业也正在进一步地发展。如果连自己的创新成果都保护不好，怎么能输出到海外去呢？
主持人：我们也要高举中国特色的文化旗帜。修订《著作权法》也是鼓励作者写出新的作品，如果没有保护，谁还会去创作？
张抗抗：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原来的《著作权法》是1991年颁布的。在中国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建国以后，我们是没有《著作权法》的。
张抗抗：到了改革开放十年以后，到1991年，中国的《著作权法》才正式颁布，正式实施。中国用2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100年的道路。它又面临这么巨大的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这么快，必然有些地方显得滞后，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修订。在1991年颁布以后，在2000年曾经进行过一次小修，但没有涉及到著作权权益的更明显的界定。20年以后，我们觉得著作权需要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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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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