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厂“夕阳产业”利润连年下滑 作为唱片产业链的末端，伴随唱片销量的剧降，光盘厂的日子同样越来越不好过。
陈优丽，北京海传光盘公司市场部销售代表。“我这可是夕阳产业了！”电话另一端的她笑着说。
已经走过10年历程的“海传”，见证了唱片业的兴衰。在陈优丽的记忆中，90年代后期是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那时也是内地音像制品的黄金岁月，一张光盘的加工费最高达到10元，利润也非常丰厚。即使2003年那会儿，与唱片公司合作仍是“海传”的重头项目，像华谊、太麦、京文等北京诸多唱片公司发行的唱片，都在这里生产。
“那时候，一个歌手发片，一个月做几十万张的大有人在，甚至上百万的单也有，但这几年，基本上一个歌手能做几千张就已经很不错了。”陈优丽说。这两年，“海传”和唱片公司打交道越来越少，“像天娱这样的大公司，一年到头才给旗下艺人出一张合辑，数量也不是很多，主要用于宣传、打榜。”
如今，唱片这一块的业务毫无利润可言。“两年前唱片还占我们总营业额的10%-20%，现在完全达不到了。”陈优丽说，目前“海传”主要是和出版社、图书公司合作，比如制作教科书里附带的光碟。和一些政府项目的合作也相对稳定，比如“益民书屋”工程所需的光盘等。“另外，景区的电子门票、公司开年会所需的光盘宣传资料等，我们也做，不过比重很小。总之，现在效益越来越不好了，员工从最初的300多人已经精简到200多人了。”
“海传”在勉强维持，而更多的光盘厂干脆就倒掉了。“这两年里，单是北京的光盘厂就倒闭了12家，如今只剩下10家了，估计过两年还会再有四五家关门。”陈优丽说。
大贺典雄的
传奇人生 被誉为“CD之父”的大贺典雄毕业于慕尼黑音乐学院歌剧班，正是他，成功地将索尼公司从单一制作电子产品的小公司开创为广泛涉足音乐、电影、游戏等多元领域的大企业。他一生都在勇于尝试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2011年4月23日，索尼公司前总裁大贺典雄永远离开了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舞台。
大贺典雄从小痴迷于古典音乐，1953年毕业于东京国立艺术和音乐大学。早在大学毕业前，他就曾致信索尼公司，抱怨卡带式录音机音质不佳。索尼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注意到这名年轻人，邀请他担任企业顾问。大贺典雄曾为索尼录制了东京艺术大学交响乐团的第一盘卡带，并在《德国安魂曲》中亲自担任男中音独唱。
1953年，在索尼公司的支持下，大贺典雄进入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深造。学成归国后的他并不想加入索尼公司，因为他更倾心于“艺术家”的身份，但在盛田昭夫再三努力与多方游说之下，29岁的他成为索尼公司的正式一员。
在成为索尼公司的决策者之后，大贺典雄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高层次的专业素养，在大胆设计革新产品的同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影响世界娱乐业的风潮。在多方反对的情况下，1988年至1989年，他独自接洽并最终成功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把索尼这家日本电器企业推到了国际娱乐潮流之巅。
在大贺典雄的领导下，索尼公司于1982年、1992年和1999年开创了CD、MD、SACD全新音频记录格式。研发过程中，他全然不顾飞利浦公司对CD容量限制为60秒的意见，坚持把CD外径设为12厘米，使一张光碟能够刻录75分钟声音，以完整录制贝多芬创作的第九交响曲。这一创举在音乐界广为流传。
晚年的大贺典雄深谙交响乐指挥之道，指挥过包括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圣彼得堡爱乐这样的世界一流名团。
在2001年11月7日的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大贺典雄登台保利剧院，友情指挥日本东京爱乐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音乐会进行到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时，只见大贺典雄身体向右缓慢倾斜，起初大家以为这是他的一个指挥动作，但随后他的身体慢慢地向右侧弯成了一张弓，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不省人事。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迅即做出反应，紧急拨打急救中心电话，而音乐节负责人余隆则紧急登台顶替大贺典雄，将音乐会继续下去。
当晚，送入医院的大贺典雄被诊断为突发脑溢血，紧急抢救治疗。多日后，已经初步康复并已回到日本的大贺典雄专门写来感谢信，对关心他的中国观众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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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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