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艺术学院副院长
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文化资源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很多人反映,政策没有给文化企业太多地松绑,也没有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机会。向勇认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由于充满着市场压力具有极大的创造力,能展示出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生产出优质的产品。然而有些关键化资源仍掌握在公共部门,或者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极大程度地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他举例说,目前电影业看上去似乎私有化程度很高,但是在核心环节,也就是电影内容审查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反之,民营企业则在真正地做电影,非常守规矩,不会超越这条底线,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是冒不起风险的。在反“三俗”问题上,正是一些政府主管的电视台让“三俗”有了表演的空间,为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我们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困惑和问题。虽然用市场机制来进行文化资源的配置,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是,如何配置才能起到公平和效益兼顾的作用,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向勇认为,以前说政府部门是国家公共部门,其实管的仅仅是其下属的几个部门。事实上,政府管的是全行业,进行的是产业规范、产业调节,因此,不管是国有还有私有,都应该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利益最大化。并不是说博物馆不卖票就是公益部门,那样理解就狭隘了,博物馆也应该有绩效。
“如果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去评价和考量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手段和政策,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量。”向勇对目前天津文交所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就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投机行为。如果没有买家,这就是一次作秀,最后只能砸在投资者自己的手里”。
他认为,“我们不能盲目地依靠金融杠杆,放大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且不说几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其他行业已经出现了”。他认为,目前应当用金融手段去把文化产业的要素集合起来,但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
“在经过十几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之后,未来文化产业到底如何发展,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怎样在国家形象、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都将是我们未来需要探讨的话题。”向勇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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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