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
受海外汉学研究欢迎
“我们的文献在海外销得最好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际汉学中重要学科所涉及到的文献，比如敦煌文献。敦煌学近百年一直是显学，所以我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海外卖得很好。敦煌遗书现在出版了近140册，一套的码洋达到了13万，这套书在海外销售有70多套，销售总码洋近1千万，是我们海外销售的一个重头；第二类就是专题资料，这些资料因为其内容专、对相关学术领域内的资料收罗齐全，因而受到海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如我社2006年出版的《宋代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全49册，定价9300元，这套书印行230套，很快售罄，其中在海外销售了60多套，占比达到近1/3。”郭社长介绍。
由于历史原因，国图出版社图书品种少，获评一级出版社之前，每年仅有150多个号，之后虽有增加，但每年出书品种也在200个上下徘徊，图书品种很少。而国图出版社在海外销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品种或多或少都有海外销售。郭社长说：“这一情况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图书品种从选题到内容到质量确实都是过硬的，没有粗制滥造的东西，选题经得起学术界的考验；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社的品牌已经在海外打响，获得了海外汉学研究人员和图书机构的认可。”这些影印的历史文献几乎每个品种都能形成海外销售，同时也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强、魅力之大。
随着古籍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开展，承担了古籍再生性保护任务的国图出版社，深感影印出版工作的迫切性。目前，在加快选题开发进度的同时，国图出版社逐渐降低了印数，以缩短图书销售周期，保证出版社的良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古籍保护工作。“目前我们的大部分图书，都是在一年左右售完。而海外销售有个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信息传达慢、物流周期长，基本上从上传图书信息到图书馆完成采购、拿到书要半年左右，这个时间太长了，往往海外图书馆的单子来了，书已经没有了。以后如何继续保证我们社的图书在海外的销售量和销售比例不下降，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这一点，只有通过出版社、出口公司和海外藏书机构共同做工作，才能实现。”
海外合作有待深入开拓
郭社长介绍，自2000年以来，国图社开始加大与海外的联络和合作。社领导多次“走出去”，期望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整理影印散落海外的历史文献；同时社内编辑、发行、营销等部门人员也注意通过网络、信函、电话等方式与海外沟通。但总的来说，在海外合作上做出的实际有效工作相当有限。
通过调查国图社往年图书，我们发现，尽管国图社以历史文献影印为发展的支柱，其资料来源也相当广泛，但主要还限于国内的大中型藏书机构，较少使用海外文献。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该社曾出版过《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及续编，此书出版后影响很大，销售也相当可观，和多数好的选题一样，短期内即售罄。但之后该社没有再出版类似选题。倒是文史类普通读物中，颇有些与海外相关的选题，如“亲历中国丛书”等，就是与供职海外藏书机构的华人作者合作的。也出版了一批海外华人学者的专著，如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修改本)。此外，还有少量引进版权的图书，如《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老照片》等。
“我们现在正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加强与海外藏书机构的合作。”说起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郭社长信心十足。“我们近两年已经通过各种机会，与欧美、日本等地的藏书机构进行了沟通，谈得很顺利。特别是欧美一些著名的东亚图书馆，跟我们可谓一拍即合，很多项目都可以做。目前我们跟这些东亚图书馆已经合作起来了，开始实施具体的项目。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在善本古籍数字化方面有大型合作项目，也支持我们将他们所藏的珍稀文献在国内影印出版，因此与我们建立了合作。现在已经着手的项目如《齐如山藏珍本戏曲小说丛刊》，年底就可以出书。还有几种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其他项目。”
“我们走出去，不是简单地让对方提供资料供我们出版，而是要带编辑直接到海外的图书馆去接触文献，确定项目和选题的可行性，当面与海外藏书机构商定出版事宜。”郭社长说，正是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让海外的东亚图书馆对国图出版社很信任，双方沟通起来也极为顺利。
对散藏海外的历史文献进行影印，出版成书，无论对国内学界还是海外汉学界来说，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目前，国图出版社开展的海外历史文献影印合作，主要是一批北美高校的东亚图书馆，而郭社长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开展与全世界范围内相关藏书机构的中文历史文献影印合作。
“输出”与“回归”正在进行时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我们的文化成就可谓灿烂辉煌，足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让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它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自经济腾飞以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作为传统文化最重要承载体的历史文献，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弘扬历史文化自然意义重大。“我认为，输出价值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把传统的历史文献转化为保留原始形态的现代出版物，通过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使用和讲解，达到传播中华文明的效果。”郭社长在与海外藏书机构和汉学专家多年接触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社的历史文献受到海外藏书机构和汉学家的欢迎，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巨大，中国的历史文明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这些出版物最终为海外汉学家用于开展世界文明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在“输出”的同时，郭社长对“回归”也很关注。在他心里，散落海外的历史文献也有必要“叶落归根”，回归到国内。众所周知，文物、文献一旦流出，自然回归是很难的。散落在海外的历史文献多年来回归者少、流出者多也说明了这一点。文物不可复制，但对历史文献来说，尽管其文物属性不可复制，但其文献属性、资料属性恰恰可以通过影印的方式进行复制，从而达到“回归”的目的。“我们现在重新开始做这项工作。这个领域应该说大有可为。由于我们是专业的历史文献影印出版机构，目前海外藏书机构对我们的专业性相当认可，合作非常愉快。今后，我们会在海外中文文献的‘回归’上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做好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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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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