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近照 焦 雯 摄
陈彦一级编剧。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兼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西安交大兼职教授，创作《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大型戏剧作品10余部，其中《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均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文华编剧奖”，并分别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创作影视作品多部，获长篇电视剧“飞天奖”。在戏剧、电视剧、歌词创作领域，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随笔集《必须抵达》等著作，荣获中宣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文联联合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炎夏的七月，作为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展演的重头戏之一，秦腔《西京故事》用它激昂而又苍凉的吼声，为首都观众心中注入了几分清凉，几分思索。为何在戏剧舞台略显冷清，现实题材创作遭遇难题的当下，《西京故事》编剧陈彦和他所带领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却能够接二连三地推出一批“领导满意、专家好评、百姓热爱”的精品力作？现代戏创作究竟难在哪儿？还面临哪些误区？近日，记者就上述问题对陈彦进行了专访。
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记者：您新近创作的现代戏《西京故事》，与曾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一起，被业界誉为“陈彦现代戏三部曲”。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三部曲”的计划吗？
陈彦：这3部戏观众能认可，有的也还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我很欣慰。其实我也是在无意中坚持下来的。一直想写历史题材或者古典剧，但每到落笔时，就发现最触动自己的还是那些活生生、带着生活温热的现实，于是又一次次地把其他题材推后，选择了现实题材。就像最近，本来想写一个以玄奘为主人公的历史剧，结果又有一个触动自己的现实题材，所以，现代戏我可能还得接着写下去。
记者：文艺作品中一些类似的“三部曲”或多或少存在艺术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您这3部戏却是一部赛一部精彩、一部赛一部令人感动。能在10余年间保持这样的创作激情和如此高的创作质量，您是怎样做到的？
陈彦：这些作品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我想，主要还是在于其反映的生活的真实性和与社会的勾连紧密度。这3部戏都是写小人物的，都是从很小的点切入。像《大树西迁》，有人说这么大的题材应该写成史诗性的作品，可以选一个大教授或迁校决策人来写，但我没有，我觉得戏剧更应该写一个人性格和心灵的成长史。《西京故事》也是写小人物，我住的那条路上每天都有近两千农民工来来去去，我觉得他们身上有故事。
我们总是注视着这个社会塔尖上一些人物的生活，却很少思考底层的很多人的生活。例如我写了《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1998年大家都在写女强人、住别墅的女人，但我不解，只有那些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吗？到现在来看，这个思考应该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不重视底层人、普通人的生活，更不要用一种“时髦”的观念去审视他们的生活是旧的还是新的。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观念的新旧。用观念来认知品评戏剧是新的还是旧的，可能会误判一些作品。观念只是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人群审视事物的不同角度。而所谓艺术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讲，在于生活的真实程度。
现代戏要剥离时尚 进入精神深层
记者：最近在采访中常常听到大家说现实题材创作很难，您认为呢？
陈彦：确实很难，而且成活率非常低。它难在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你写的每一种生活，都会面临不同角度的质疑，这需要你去深入思考，真正写出让人认同的东西，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再者，对于现实题材，当作家在全方位关照一种社会现象生成的原因时，就会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这就需要在直面社会现实的同时，用极大的智慧和技巧来做出平衡，既要保持批判锋芒，又要看到亮色与希望，从而承担起创作者的社会责任，确实不易。
记者：从一个资深的戏剧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您认为目前我国现代戏创作的现状如何？在创作中，是否存在某些误区？
陈彦：近年来中国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发展还是很快的，文化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十分注重正面价值引领，每年都能涌现出一些优秀作品。但从总体上说，现代戏创作还需要向人性、人的精神深层探索、开掘。好多戏里，人的心灵并没有完全打开，还在叙述故事层面，观众自然不会满足。
我对现代戏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努力剥离时尚，进入到人的精神深层，去开掘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一些思考和情感。如果仅仅热衷于表面故事，热衷于当下性、时政性，现代戏的生命力就会减弱。
现在为什么很多现代戏写不好，一是命题作文太多，比如说描写重要事件、英模人物、成功人士的，这些应该写，但都一窝蜂地写，并且思考不深入，艺术价值就不大。二是热衷于寻找热点题材。当今社会瞬息万变，越寻求热点，冷得越快，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生存之路就是要“接地气”
记者：那您觉得，怎样才能完成好现代戏的创作？
陈彦：现实题材创作一定要扎扎实实进入到生活、进入到底层，进入到人的心里和一种寻常状态中去。
创作者还需要持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不要过分去张扬、提纯一种东西，而要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发现真理，把那些被遮蔽掉的价值打捞起来。从整个戏剧史来看，正是对恒常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的固守，才使很多作品经得住时间淬炼，成为经典保留剧目。
记者：这样看来，在小人物和底层生活中凸显出一种恒常价值，可以说是创作现代戏的一个利器，一种捷径？
陈彦：英模人物不是不能写，并且也有写得很好的。但越是写英模人物越是需要“接地气”，越要写他寻常的一面。现在许多戏一开篇，就看到这个人物浑身都是闪光点，一路再往上升华，直升华到所有人都不可企及的高度，抽空了一个人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就很难让大家接受了。
当下要找到戏剧的生存之路，就是要接地气，要关注人的真实内心。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如果历史传统题材只关心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现实题材只关心劳模精英、成功人士，就会严重脱离人民大众。文艺工作者能多接触老百姓的心理，写出他们的痛痒，尤其是能关注弱者的声音，是十分重要的。戏曲这种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流淌为弱势生命呐喊的血液，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丢弃了它的创造本质和生命本质。
戏剧决不能失去尊严感、深刻性
记者：在当下这个娱乐多元化的时代，有些人认为舞台艺术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被其他的方式所蚕食，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彦：我并不这么认为，相反，我感觉戏剧在复苏。就从陕西来看，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多。农村地区不用说，秦腔仍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省戏曲研究院的“天天有秦腔”演出也是日日满场，还发展出很多年轻的戏迷。所以说关键还是要有观众爱看的好作品，还要保持演出的常态化。
但是戏剧人也一定要警惕，如果因为戏剧不如理想中那样景气，便不惜以丧失审美本体为代价，企图用“转基因”“克隆”、搞笑和娱乐至死的方式挽救戏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一旦戏剧失去了个性感、尊严感和深刻性，就会越来越脱离大众。民族戏曲作为艺术领域里的一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人家”，更应该持守好已有的传统，不可随波逐流。
记者：您对未来戏剧艺术尤其是戏曲的发展还有何期待？
陈彦：要提升戏剧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对这个时代发出一些独特的声音，这方面现实题材比历史题材更具优势。因此我们更应重视现实题材创作，政府也应该继续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研究和引导，让现实题材创作真正成为艺术品，而不是成为“活报剧”。
现在都在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当民族自信心得到提升时，民族戏曲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用也会越来越彰显。因此我想，民族戏曲未来还是大有可为的，现代戏更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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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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