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娱乐化”理应休矣
——对电视娱乐的哲学反思
仲呈祥
最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文，要求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黄金时段卫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确，遍览荧屏，一家“超女”，多家“快男”；一家“选秀”，蜂拥而上，这边“非诚勿扰”相亲，那边“幸福魔方”答对……这些节目皆高举娱乐大旗，以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眼球)、追求收视率为宗旨，相互攀比，竞相效尤。一时间，掀起了一股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截然相悖的“过度娱乐化”风潮。其实，娱乐当然需要，可一旦“过度”且“化”，便走向了反面。
产生此种风潮，缘由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创作思维的层面上深究，从根子上分析，是哲学，是哲学思维出了问题。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思维失之毫厘，必然导致创作实践谬以千里。马克思说：“人类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对于过度娱乐化之风，哲学思维是其缘由，也是其根治之本。
两种思维极端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曾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个极端，直接导致了片面追求收视率的结果。反映在创作上，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观感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为重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待传统经典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的极端；从过去盛行的“高大全”式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极端……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向“过度娱乐化”，自然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观赏性与观赏质量
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确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不同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人对同一作品的观赏效应是不同的；不同时代背景和语境下观赏同一作品的观赏效应也是不同的；在同一时代但在不同观赏环境下观赏同一作品的效应亦是不同的。因此观赏性这一接受美学的概念，虽然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
辩证法和范畴学认为：什么范畴的矛盾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马克思说：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消费对象。“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如果盲目地把观赏性完全推给创作美学去解决，那么创作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良莠不齐的观赏环境和鉴赏修养参差不齐的观众，为了生存，势必只能放弃引领，而一味迎合。这样做强化了观赏环境和观众群体鉴赏心理中的落后因素，而这种被强化的落后因素又势必反过来刺激文化上的不自觉、不自信的创作者生产品味更低俗的作品，于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就陷入二律悖反即恶性循环。果如是，“过度娱乐化”何能止住？
收视率与收视质量
混淆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的界限。收视率当然必须关注，但首先要科学统计收视率。时下的抽样法，恐怕尚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没有收视率当然无所谓收视质量，但没有收视质量的收视率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追求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的统一，但收视率高收视质量不高的情况确实存在。比如很受青少年观众欢迎的选秀栏目，收视率很高，却并未真正得到思想启迪与艺术美感，倒是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美梦，收视质量并不好。
柏拉图说：“过度快感可以干扰心智”，快感往往直接影响收视率，但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至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还是鲁迅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俗，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见《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过度娱乐化”，理应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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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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