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6日，北京——这座古老、宏伟的都城在战火中塌陷，一片瓦砾，遍地血腥，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40年再度遭受劫难。八国联军突破城防后从东交民巷使馆区一直打到西什库教堂，并占领故宫。
自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古都北京大致每隔40年就要沦陷一次，前后共三次。最后一次是被野蛮的日本侵略军所占领，受屈辱的时间长达8年之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况乃国耻，能不铭心？让我们这座古都，让所有中国人牢牢地记住“8·16”这个耻辱的日子，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能够永远骄傲地做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存在，就没有一个国人的尊严。
当年慈禧掌权的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遭此劫难，便将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民族拖入深重苦难。“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庚子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大清帝国好多年的财政收入。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大限来临。
庚子之年这场大清国与列强之战来得十分诡异，诸多因素导致武力对决。当巴黎举办的现代奥运会赛事正稠，北京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杀声正酣。专制者慈禧对洋人的态度一日三变，万变不离维护她个人的权位。
对历史健忘是一种狂妄，淡漠于国耻是一种国殇。沿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路线行走是最最沉重、悲哀的行走，忘记了令人胸闷气短的暑热，忘记了头顶烈日的烘烤，我只想用长途步行的方式驱散心痛，不觉汗水已湿透T恤。
沿通惠河两岸，八国联军进逼北京
下午2时，从四惠东地铁站附近的通惠河北岸急行向西，水光潋滟，树影婆娑，鸟鸣啾啾，一派祥和，行走的人却高兴不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正是沿着这条运河向京城进军。日、俄军队沿北岸突进，英、美、法、德、意、奥等军队从南岸奔袭。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而各自的心事不同。最训练有素、也最贪婪的日、俄军队只想着率先攻城略地，以便在日后分赃时占得先机；英、美等军队却打算走直线去解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什库教堂之围，尤其是英国公使馆内躲着至少一两千避难的教士和教民，其中大多是中国教民。
与列强交战之际，清廷动用正规军配合义和团围攻各国公使馆及教堂，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反倒鼓舞了八国联军进逼帝都的士气。当时北京流传这样一首童谣：“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清政府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本来明明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60年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被列强一步步瓜分，中国主权一再被列强剥夺，中国人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下忍受屈辱，但是这次围攻使馆区的不智，导致当时外国媒体用类似“北京大屠杀”、“远征军大营救”这样的标题来定义这场战争。
提出围攻使馆这一损招儿的大臣乃端王载漪，他的儿子傅儁年初被慈禧太后看重，欲立为大阿哥来取代光绪皇帝。各国公使一向同情变法维新的光绪，并对慈禧立储表示抗议。这让慈禧大为不满，再加上仿造的一纸“归政照会(慈禧退位，归政光绪)”，使慈禧决意向多国宣战。实际上，慈禧的冲天一怒为“废立”，远不是她所说的“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而端王载漪只是幼稚地希望凭借武力攻击使馆，使各国公使们屈服，让儿子傅儁从中获利：“使馆朝夷，皇位夕易。”他端王自己也可以顺势当上太上皇。
蓦地，从岸边的牵牛花丛中飞起一群麻雀，把我从恍惚的梦境中惊醒。阳光的画笔，在通惠河——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的水面上，点燃了几抹草绿，使之与河水的墨绿区分开来。传说中曹雪芹曾饮酒赋诗的“二闸(庆丰闸)”遗址到了，北京市通惠河整治工程指挥部立的石碑字迹清晰：“大通河旧名通惠，太史公郭守敬凿其源……”
3时30分，步行至与国贸大厦平行的河段。
岸边的人行道修葺一新，但不时被一座座建筑物堵截，只好绕行。忽然想到，这是多么好的一条讲述北京近代史的人文走廊啊！它会让人们记住1900年这里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外国军队从这里走过……
当时，聚集在通州的八国联军指挥官确定了攻打北京的具体方案、时间，并决定取道通惠河岸。在沿着铁路进军屡遭清军与义和团的阻击、袭击后，沿着运河进攻北京显然是明智的选择，除了远征军不可或缺的水源以外，至少不会让士兵迷路。
走在通惠河岸边的侵略者一定非常疲惫与狼狈。
在此前的大沽口炮台保卫战、天津保卫战、廊坊阻击战中，清军将士和义和团勇士所表现出的忠勇爱国的牺牲精神让入侵者震慑。67岁的罗荣光提督率领千百将士为坚守炮台而献身，64岁的聂士成提督率部血祭津郊八里台，更有许多清军士兵和义和团壮士冒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地为国捐躯。但非常奇怪的是，在帝都保卫战中，整个大清国武器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军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未参战。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筹划的“东南互保协定”也掣肘朝廷。当然，更有像袁世凯这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或保存实力，或不施援手，或临阵逃避的将领若干。不错，帝都是被八国联军攻破的，但它也是被自己人攻破的。
由东向西不停地走了两个小时，只见通惠河突然向南转了一个大弯。抬头望去，巍峨的东便门屹立在前，它的肩膀上扛着一轮模糊的太阳，模糊得像岁月中的往事一样，不再鲜亮。
不屈的东便门，见证清军英勇抵抗
这真是现实与历史吻合的又一巧合，正像通惠河整治工程无意间留下一条记述帝都劫难的“历史长廊”一样，东便门一带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设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庚子国变”的激烈战场复原。
亲历1900年战事的东便门，是京城东南角儿的一座偏门，建于1564年(明朝嘉靖四十三年)。它和与之相隔不远的朝阳门、东直门一样，曾被八国联军的炮火蹂躏，面目全非。此三门是当时战况最惨烈之处，总算有这么一段有帝国军人尊严和荣誉感的顽强抵抗。史料记载，往来此一战线的西北甘军将领董福祥，年逾花甲，英风不减，横刀立马，朗声断喝：“退后者斩！”
幸好，东便门保存至今，望着它像望着一团历史的烟云，凝固的烟云。
围绕东便门这段城墙徘徊了许久，抚摸一块块城砖凹凸残缺的痕迹，如同触碰被八国联军炮弹枪弹击打的累累伤痕。慈禧太后一贯霸道而昏聩，朝内主事、对外主战的大臣载漪贪婪而愚昧。一座帝都的沦陷是帝王的耻辱，一位守城卫士的献身是卫士的光荣。多想在这里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在北京保卫战中殉国的普通清兵的姓名。一千个名字还是一万个名字要仔细查询，无论他们的籍贯何方、年龄几何，都是了不起的中华男儿。
尽管慈禧在宣战书上慷慨陈词：“至于五尺之童，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但她自己恐怕早已抱定忍辱不死。在守城的10多万清军对垒一万多联军的情势下，在战事最紧迫的当口，平时对臣民威严有加的太后，却从未有过御驾亲征鼓舞士气的念头，而是选择耻辱地仓皇西遁。然而，不少有血性的清朝将士还是忠于职守，誓与城池共存亡。许多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勇士中弹时，怒目直逼侵略者。
东便门为主体的遗址公园，实在是闹市中难得的清幽之地，青草滴翠，古木参天，三三两两的游人闲坐在木椅、石凳上纳凉，聊天，自在之极。一位老者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播送股市的信息，另一位下了班的年轻父亲带着小儿子慢跑。整旧如旧的明清城垣，绵延1.5公里，它似一块巨大的历史影壁一样“放映”着往昔。安适、愉悦中的人们可曾想到，这里曾是血肉横飞的古战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在此打响第一炮。因此，让公园主体东便门成为历史主题完全有必要。幸亏保存这样一段城墙，否则，我们向后代讲述外国侵略者攻打城墙就没了参照。
当代意大利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著《1900年的北京》描述：“通往北京的路没有障碍了，只是13日晚在东便门附近的东城城墙边发生了激战……在这个‘东方便利之门’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
人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可为自己复制同一个灾难。对于清王朝帝都来说，1900年与1860年的两次浩劫如孪生一般。只不过联军国家的数字有变，先前两个，如今八个而已。前任联军司令英国人西摩尔所率英军，恰恰是40年前曾占领过大沽口、打进过北京城、焚烧了圆明园的那支部队。
攻打东便门的联军与守城清军进行拉锯战的时间并不长，与之相继被攻陷的还有东直门、朝阳门、广渠门、正阳门，而攻击者付出代价而攻破的城市大多要遭受报复式的洗劫。
登古观象台，被掠夺又归还的仪器
从东便门北行不远，就见到1900年帝都被侵略、被掠夺的铁证——古观象台。
其实，天气也是引发“庚子国变”的一个潜在因素。山东大旱，民不聊生，导致义和团兴起，将仇恨指向西方传教士。民谣称：“天不雨，是教堂遮住了天。”“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基督教会传教士卜克斯遇害，史称“卜克斯事件”。自此，在京的各国公使已经在考虑不惜代价进行武装干涉，实际上是不惜干涉帝国内政。
古观象台中，参观的外国游客不比国内游客少，大概因为展室中的文图对明清两代外国传教士不吝赞美，如“著名的天文学家及西学东渐的使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2-1666)、罗雅谷等编译了137卷《崇祯历书》”、“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被康熙任命为‘治理历法臣’”之类。利玛窦不仅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还在此制造了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天文仪器。台上陈列的8台天文仪器中，有7台是传教士帮助制造。
显然，教堂并没有遮住天，而是打开了一扇观测天的天窗。
后任联军司令德国统帅瓦德西占领此台时惊叹：“太美了，太美了，它们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清末举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同为强学会会员的刘锦藻，在其所著《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联军进京城后，毁及观象台衙署，仪器均被掠去，惟存回风旗一座。”
当时，帝都陷落后，古观象台正处在德、法军队占领区域内，日军占据北城，俄军驻扎南城，美军甚至在午门前安营扎寨，八国联军则一起举行阅兵式，穿越紫禁城耀武扬威。近水楼台，德军抢走了明代浑仪、清代天体仪、玑衡振辰仪等；法军夺走了明代简仪、清代赤道经纬仪等。
“皇朝礼器”，遭此扰攘，如若有心，亦当涕泣。迫于世界舆论压力，两年后，法军所掠之物归还；20年后，德军占有之物亦归还。后者归还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其条款规定，德军归还庚子年间所吞占天文仪器。
古观象台的院落中，可见1905年所竖一块青石碑，字体模糊，犹能辨识：“因庚子构变而制折半天体仪和小地平经纬仪，以使古观象台天文观测得以延续……”
徘徊东交民巷，犹闻使馆区的枪炮声
1900年夏秋之交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整整8个星期之内，对于在其避难的数千名外国教士、中国教民而言，堪称一座不知何时做最后审判的死牢。清军和义和团将其团团包围，日夜攻坚的枪炮声、喊杀声不断，而几百名事先通过津京火车运至的联军海军陆战队员和使馆人员做殊死防卫。
国中之国，岛中之岛。使馆区本被视为使馆国的主权区域，帝都在被载漪切断电报电话通信联系后成为一个大孤岛。世界媒体聚焦在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等西方人聚居的敏感地带。清廷或许不在意：“任何国家对国际法最严重的侵犯，就是攻击各国外交使节。”
翰林院建筑被甘军用煤油点燃是帝国的一大损失，中华民族老祖宗的珍贵古籍被付之一炬实乃罪孽，其中包括《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点燃翰林院的目的只是想借助火势，将相邻的英国公使馆烧掉，但公使馆内人员不仅扑灭烈火，还抢救出不少典籍。对此，中外史学家都有相同的记述，推翻了以前流行的说法——翰林院被八国联军烧毁。事实上，八国联军没有作案时间，翰林院在6月23日被烧，而八国联军8月13日才开始攻城。
清朝正规军与义和团加在一起千万人不止，拥有大炮、步枪等现代化武器，而固守使馆区的警员加海军陆战队员不过三百多人而已，55天竟然攻打不下，此中必有文章。围攻使馆显然是怯懦、卑劣的行为，集中反映了慈禧统治集团的色厉内荏。他们既要剿灭义和团，又想利用义和团给洋人点儿脸色看看，而一旦真的将使馆区夷为平地，等到战争结束秋后算账时这账恐怕就算不完了。于是，义和团冲锋在前，清军有时从背后放黑枪。
暮色降临时，行走也接近尾声。
汗涔涔、急冲冲几乎是跑着赶赴位于西安门的西什库教堂，天再黑就无法拍照。111年前的今天，帝都沦陷正是以被围攻的西什库教堂被联军占领为标志。正好在18时教堂举行弥撒仪式前，走进了高悬十字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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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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