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剧作家郑怀兴是中国剧协理事、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剧本创作，硕果累累，业绩斐然。先后创作了《新亭泪》、《鸭子丑小传》、《晋宫寒月》、《要离与庆忌》、《叶李娘》、《神马赋》、《上官婉儿》、《傅山进京》、《青藤狂士》等数十部有影响的戏曲作品。2010年12月3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剧本》杂志社、福建省文联联合举办了“郑怀兴剧作研讨会”。
研讨会上，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光，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范碧云致词祝贺。郭汉城、郭启宏、曲润海、王安奎、周育德、王评章、王建煌等戏曲专家及剧作家出席，气氛热烈，发言踊跃。20多位专家发言中，针对郑怀兴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剧作艺术特色、执着的创作追求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我的任务是提高剧本的文学性 郑怀兴在会上说，戏曲是他安身立命之地，要是不写戏，就会感到百无聊赖，会有生命枯竭之焦虑。他没有读过中文系，只是一个爱好戏曲文学的业余作者，后来成为专业编剧，这是机缘巧合，他感到十分幸运。三十年来他珍惜创作环境，笔耕不辍。其剧作大部分以探讨人性为主，选材独特，观念超前，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曾被莆仙戏、京剧、汉剧、越剧、潮剧、高甲戏等多个剧种广泛搬演，他也因此与四川的魏明伦、北京的郭启宏被并称为“中国现代戏剧界的三驾马车”。他的众多作品尤其是历史剧创作，思想深刻，形象生动，场上案头俱佳，雅俗共赏，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已成为当代戏曲文学的精品名作。
郑怀兴说：“戏曲应该重内容，还是应该重形式？这个问题也曾引起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再著名的演员，再精彩的表演程式，如果没有引人入胜的剧情、新颖深刻的立意，也产生不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优秀的剧目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重内容、轻形式固然不利于戏曲的发展，重形式、轻内容，重表演、轻剧本，也是戏曲走向僵化、衰落的主要原因。”那么戏曲剧本应注重文学性还是舞台性？这是戏曲发展中一个久受关注也颇多争议的问题，对此，郑怀兴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创作中注重剧本的文学精神的同时，也强调戏剧性故事的构建，并探索着种种既有传统性也有创新性的舞台艺术形式。这种创作理念得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学者郑传寅的称赞：“郑怀兴将古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精英与草民都摄入笔端，大戏与小戏、现实主义与浪漫精神都有所涉猎。他的剧作文学性较强，有较多作品适合舞台性很强的演出，也是可供阅读的文学精品。”郑传寅认为，自清代中叶以来，戏曲文学文坛地位边缘化。近代戏曲文学创作一度热衷于为演员展示“绝活”搭建平台，忽视文学性建构。可喜的是，郑怀兴、魏明伦等新时期剧作家摆脱了这种创作模式。
处理好戏曲创作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关系问题并非易事。郑怀兴也遭遇有时不能兼具的难题，但郑怀兴说：“不少人批评我，只重剧本内涵，不重表演形式的运用，所以剧本的可读性强，可演性差。我一直认为我是根据戏曲形式写剧本的，演得好不好，是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的问题，他们水平高的话，就会排演成功，一旦不成功，只怨自己倒霉，剧本没有找上‘好婆家’。我的任务是提高剧本的文学性。”
尊重历史本质真实大胆进行艺术虚构 剧作家的创作理念与艺术理想，具体要落实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在研讨会上，大家认为，郑怀兴的历史剧创作大都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坚守了戏曲创作的文学精神。比如《新亭泪》、《要离与庆忌》、《上官婉儿》、《王昭君》、《傅山进京》等剧都是取材于史实的，郑怀兴花了不少的心血研究史料，并大胆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具有他创作个性的作品。比如剧作描写要离为酬知己、报国家时慷慨赴死，王昭君辞国远离时的两难情感抉择，傅山与康熙之间的民族、文化冲突与博弈等，都浸透着作者的哲理性思考及炽热创作感情，给观众形成巨大的情感冲击力。
郑怀兴善于挖掘人性，在情感两难处刻画人物，他剧中的人物因其思想复杂而深刻，亦因其人情两难而感人。他曾说：“人物刻画少些脸谱化，多些个性化。即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我也不简单地丑化他。”这就成功刻画了众多鲜活的历史人物，也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赞誉。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引用戏剧家焦菊隐先生的观点说：“无历史真实就超出历史剧范围，无虚构就超出了文学范围。”他认为郑怀兴剧作既尊重历史本质真实又大胆进行艺术虚构。比如《傅山进京》中“雪天论字”一场，反映了历史大框架、大背景、大趋势，虽然是虚构的，却也遵循了历史真实。在历史剧的真实与虚构问题上，郑怀兴的艺术创作经验值得总结。
福建省剧协副秘书长吴新斌说，郑怀兴的《新亭泪》、《傅山进京》都是其代表性佳作，两剧都有积极的思想主题。但比较起来，《傅山进京》写得更集中更凝练更有传神、写意的精神，更有剧诗的神韵，更有表演的空间。《傅山进京》曲折好看，以情动人，内在戏剧性强，这是十分可取和宝贵的，反映了剧作家善于尊重作为演剧艺术的戏曲规律的舞台追求和审美价值取向。
郑传寅说，郑怀兴的历史剧在现实关怀和历史存在关系上提供了新的经验，他克服了古人现代化的弊端，也避免了不顾历史规定情境戏说历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何玉人说，近十年来郑怀兴剧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将其剧作早期强烈鲜明的思辨性和浓重的忧患意识不露声色地遮蔽了，而是用戏剧人物动作、行为、结构的张弛起伏，故事的自然推进和生动的语言表达作品主题。
集美大学教授苏涵说，郑怀兴在兼顾戏曲舞台艺术要求的前提下，坚持戏曲剧本的独立创作观念，这是戏曲得以延续生命力的至关重要之处。
扎根故土 执着奉献 郑怀兴在剧作的艺术虚构世界里，悲天悯人，直指人心，在现实社会中，他更是与莆仙戏、福建仙游鲤声剧团休戚与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谢拥军说，郑怀兴在1998年到2002年间，花大精力抢救莆仙戏，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叶李娘》、《蒋世隆》，提高了莆仙戏的文学水平，体现了他的人文品格与民间情怀。更令人称颂的是，他除了开会、学习、采风，一直没有离开仙游。尽管他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剧，获得了众多奖项，有机会调到省城工作，但他认为是莆仙戏这古老的戏曲活化石，给了他戏曲创作的启蒙，所以他一直扎根在故乡仙游，那里深厚的文化沉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鲜活多样的人物形象，给他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和动力。
纵观30年创作历程，郑怀兴走过的路并不平坦，而且面临过种种的挑战，遭遇过风雨的考验。相对于有的剧作家迫于戏曲一度的尴尬命运而转向其他行业，郑怀兴保持严谨的创作态度，用他视为生命的戏曲进行着艰辛的探寻。新世纪以来更是创作了获得文华大奖的《寄印传奇》、获得曹禺剧本奖的《傅山进京》等作品，作品数量不减当年，思想锋芒依然锐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所长刘祯说：“郑怀兴创作充满热情，他的作品都是他心血、思想和智慧的凝结。他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和豪情，更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研究他的剧作，不仅要研究他剧作的艺术和技巧，更要研究和学习他对戏曲的执着和那种奉献精神！新时期以来郑怀兴的创作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希望研讨会能积极推进戏曲创作和剧作家的研究工作。”
郑怀兴说，参加自己剧作的学术研讨会已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联合邀请鲤声剧团进京演出《新亭泪》、《晋宫寒月》和《鸭子丑小传》，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第二次是在1990年，北京《新剧本》杂志社与福建省文化厅联合在福州举办。前两次研讨会总结了自己创作上的得与失，让他受益匪浅。本次研讨会是他戏曲创作上的第三次加油站。他将集思广益，继续创作几个好的剧本，报答人们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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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晓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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