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工业遗产迎来再生时代
有着工厂生活记忆的人，总会被电影《钢的琴》中这样的一幕所触动：一个落寞的东北钢厂遍布着工业建设时期留下的厂房，老工人们静静站在远处，看见不再冒烟的烟囱在爆破中倒下。
现实中，很多老工业区也确实在“卖地、搬迁、拆房、新建”的过程里损毁了大量的工业遗迹遗址。
实际上，这些遗迹遗址不仅是破败的建筑，更是保留我国工业建设年代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庆幸的是，在多方呼吁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注意到了工业遗产的价值。
近年来，各地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实践可谓火热，不少地方已具备了良好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基础，形成了较强的示范作用。
2017年11月，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关于推出10个国家工业遗产旅游基地的公告》。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钢的琴》故事原型地鞍山钢铁厂等11个工业遗产项目名列其中。
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全国意义上的工业遗产再生时代已经正式到来，工业遗产转型为城市公共产品的优化升级，脚步正在加快。
从民间呼吁到国家重视
“我国对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中心副总工程师、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张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本世纪初，在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大量工厂在改革中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倒闭后将用地转卖。适逢城市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在发展中，旧有工业建筑遗存成为被推土机碾压的对象。
对于具有工业传统的城市来说，市民们往往和工厂有着紧密的情感关系。正如《钢的琴》中所展示的一样，一些市民出于情感需要，开始自发呼吁对旧工业建筑的保护，但由于缺乏政府的主导作用，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和利用实践此时并未形成规模。
其实，在工业发展起步较早的西方国家，较大规模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已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使工业遗产焕发了新的生机。借鉴于此，一批国内建筑学者、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开始了国内工业遗产的价值挖掘。
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历程中，2006年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年的4月18日，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召开，会议由国家文物局主持，通过了《无锡建议》。这是我国首个倡导工业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
自此，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并纳入后续的文物普查范围。“工业遗产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张谨说，“近年来，文化传承的意义已经取得广泛共识，夯实了相关工作的社会基础。”
在2013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工业遗产329处，其中近现代工业遗产84处。2014年8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导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在研究编制《文物保护利用规范——工业遗产》。
张谨表示，不仅是文物部门，国家旅游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国家发改委近年来也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给予了充分关注。
例如，国家发改委在2016年3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支持范围，2017年，又在《关于加强分类引导培育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动能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做好资源型城市精神文化遗产和工业遗产挖掘、抢救和保护工作，合理利用工业遗存发展文化、旅游等产业。”
从“负担”变为“富矿”
虽然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但时至今日，很多人对工业遗产仍心存疑惑：保留这些落后于时代的旧建筑和机械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利用工业区用地建设新的高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何处理旧有工业区成了困扰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难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张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些工业遗存一度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黑洞’。”
“黑洞”不仅是指旧有建筑空置、地皮闲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张杰解释道：“‘工厂半社会’，工厂本身就是一个社区，当工厂倒闭之后，整个社区居民失业、社会服务坍塌，周边业态也陷入了凋零。”
对于工业城市来说，工厂以往对本地就业和财政贡献最大，一旦没落，意味着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和社会服务压力。而大量失业工人的出现，使城市居民整体购买力下降，房地产开发虽可解决一时问题，长期来看，终究会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迎来新一轮资源浪费。
“无论对工业遗产采取保护、改造还是更新，根本上都要解决城市的问题，从城市发展的思路出发。”张杰说。
工业遗产对如今城市发展的价值，就是通过合理的再利用成为城市文化的名片，不仅可以提供新的就业空间，其重新承担的城市功能也是可控的，于是由城市发展的“负担”转变为“富矿”。
“随着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发展向内涵提质发展的转变，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不断深化，城市更新在城市复兴理念的引导下，对待工业遗产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学术委员会会长刘伯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如今，一批工业遗产成为了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优秀近现代建筑，纳入了法规保护的范畴，如上海杨树浦自来水厂、北京焦化厂、南京金陵制造局等。
武汉、广州、大庆、黄石等城市还出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地方法规，调查整理并颁布了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划定了工业遗产保护区、编制了工业遗产专项保护规划。
2012年，重庆印制二厂（以下简称“二厂”）整体搬迁。二厂的前身是民国时期中央银行印钞厂，曾是重庆的彩印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彩印巨头。
如今，二厂所在的渝中区仍保存了老厂房，并在原址打造了“TESTBED2贰厂”文创园。文创园以重庆历史文化为核心，强调保留原有工业遗存、符合现代商业经营，将科技、文化、零售商业、休闲观光等项目引入其中，已是以创新体验商业为载体的复合型商、旅、文产业项目。
“有形”与“无形”共同保护
2017年5月，“保护工业遗产，传承城市文脉”民盟界别调研组来到老牌工业城市包头。调研组得知，包钢集团一个上世纪50年代的火车头，在几年前以40万元的价格被卖了出去，而这个火车头如今还常作为工业建设时期的符号出现在电视新闻中。
“相比文化古迹，我们在工业遗产保护上无论在法律机制和管理体制上都不健全，手段也缺失。”包头市副市长路智曾对媒体表示，目前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对工业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而首要措施是制定工业遗产界定和评估标准，摸清底数，建立台账。
早在2011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就呼吁，对工业遗产地的各类不可移动现状遗存应进行准确勘察、测绘，对各类可移动实体档案应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并以文字、图纸、照片和录像等形式进行记录。
工业遗产记载了工业文明时代，其中不仅包括建筑、交通设施、生产设备等物质遗产，也包括记录城市历史文脉、工业精神的非物质遗产，二者的共同保护格外重要。
以生产工艺为例，不同工业领域的生产工艺流程是工业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单霁翔认为：“其中的科学技术与人工技艺是重要的遗产资源，一旦失传不可替代，应详细记录并加以传授。”
“在工业遗产保护中，社区集体记忆的传承很重要，小人物个体的历史记忆也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与宏观历史叙述互相补充见证。”张杰说。
目前，很多工业遗产在改造中建设了博物馆，记录工厂历史、生产工艺，保存工厂档案，同时加入了当事人口述历史在内的信息。除此之外，综合对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记录成果，建立起完整的记录档案加以数字化和网络展示也纳入了工作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曾说：“对于广大产业工人和城市民众而言，高高耸立的厂房和不再轰鸣的机器不是冰冷的钢铁和砖石，它承载着几代人的奉献和理想，其中的人文精神已赋予工业遗产以活的灵魂。”
因此，诸多采访对象都对本刊记者表达了在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精神传承的重要性，其中的核心就是劳动光荣、艰苦奋斗和爱国精神。
在德国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改造中，当地便把传递“劳动光荣”思想作为工业旅游的重要一环，让年轻人在参观工厂时体验作为工人参与劳动，体验劳动乐趣。
刘伯英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风尚对于劳动的看法和理解产生了很大偏差，我们虽然保护了工业遗产，但是对于劳动光荣思想的传承，却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在工业遗产改造利用时，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系统而有特色是关键
目前，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对文化遗产适度合理的开发就是一种保护。而在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工业、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将使工业遗产处于运营和使用状态，从而“以用促保”。
北京798文创园的成功，让不少地方看到了工业遗产改造为文创园的可能。
一方面，在提升城市内涵和产业调整的背景下，城市对文创产业有所需求；另一方面，闲置的工业用地和厂房为文创园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物理空间，也给了建筑设计想象空间。
“工业遗产再利用中选择哪种业态，肯定是根据城市和社会需求来的。”张谨表示，如今一二线城市对于文化创意业态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几种模式中，建立文创园成为了一种主流。上海的1933老场坊、中山的造船厂、杭州土特产仓库、杭一棉厂房、重庆的坦克仓库等，都是这类模式的代表。
但是，同质化竞争也必然随着此类模式的扩张而到来，形成系统而有特色的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是关键。
张谨认为，位于长安街西延线的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一下简称“首钢园区”）可以视为当前工业遗产改造的优秀样本。
在改造规划中，首钢园区将北区中部开辟为西十冬奥广场。通过对西十筒仓、制粉车间、燃气车间等工业遗存改造，为冬奥组委入驻提供办公、生活配套等综合服务。
同时，北区将呈现4座位于群明湖北侧、石景山脚下的冬奥训练场馆，对精煤车间等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建设速滑、花滑及冰壶3座国家队过渡期训练馆，在精煤车间北侧新建1座冰球训练馆。据悉，训练场馆最终会向社会开放，为市民提供服务，成为能够承接综合赛事的永久性比赛场馆。
首钢园区的改造借助了景观环境优势和冬奥会的契机，从过去“城市污染源头”变身为集合工业与体育之美的绿色生态区。
张谨还表示，如“三线”企业旧址中非常独特的工业遗产，如何保护利用是一个难题。出于保密的需要，“三线”企业往往建在山野中，但废弃后则成为当地自然景观中的“污点”，其难点首先是环境改造。
如今，利用处于郊野、山水环绕的环境优势，在新城镇格局下，将“三线”企业旧址打造为景观亮点成为了其工业遗址改造的目标。
四川绵阳九院院部旧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一个案例。作为“三线”军工企业，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九院从大山深处迁出。2002年，四川民营企业铁骑力士集团收购了原址用地，将其改造为绿色鸡蛋生产基地，又对旧址进行了旅游开发，形成了集绿色养殖、员工培训和军工旅游为一体的新园区。
张谨说，根据本地情况和社区需求，工业遗产可以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中心、城市公园和体育产业基地或商业综合体等，“未来模式的创新，仍然在于每个城市积极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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