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淮河一线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南北经济文化交融交汇的重要地带。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人们，饮食、方言、民俗、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体现出南北兼具的特点。而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种“南北交融”现象就已发生，这在距今5000余年的新沂花厅遗址上展露无遗。

　　日前，首届花厅论坛·花厅遗址与饮食考古学术研讨会在新沂举办，与会学者围绕江苏地域文明探源、花厅遗址考古等课题展开探讨。本报记者赶赴现场，探索深埋在花厅遗址那片黄土之下的秘密。

　　一次聊天，花厅遗址这样被发现

　　如今的花厅遗址，是一大片看似普通的农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保标志碑，提示着这片区域的非凡身份。碑文显示，南起花厅村，北至徐庄北、东自北沟圈子，西至吴山头的数十万平方米区域，都是5000多年前花厅聚落的范围。

　　花厅遗址的发现，距今整整71年，但花厅地下“藏宝”的传说，却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在当地流传。

　　花厅村老人回忆，上世纪40年代，常有人在村外田地里挖出“玉石子”“石头”，用来卖钱。1952年，在一次聊天中，来自花厅村的新沂中学学生陆亢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老师徐君哲。徐君哲敏锐感受到花厅村“不简单”，他将此事反映给南京博物院。1952年12月，南博派出宋伯胤、赵青芳两名专家赶赴新沂花厅，进行考古调查。

　　第一次对花厅遗址的考古调查，持续了10天，开掘了五条探沟，清理了一座墓葬，初步可以作出判断：花厅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1953年11月，南博再次对花厅展开考古发掘调查，进一步明确，花厅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多年，由花厅村西北方向的墓葬分布区和花厅村东北方向的遗址居住区组成。遗址范围广阔、布局分散，有七十余万平方米，浅埋在地下十多厘米到半米多深不等的地方。

　　此后的1987年、1989年、2005年、2009年、201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多次对花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前4次发掘面积3200平方米，发现墓葬85座，出土陶器1058件、石器134件、玉器1091件、骨器123件。2006年5月，花厅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座大墓，迄今最早的“人殉”实例

　　历经前后七次考古发掘，5000多年前花厅先民的生活面貌一点一滴地重新浮现。

　　花厅遗址的墓葬区可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时期，北区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时期。在南区，共发掘20多座墓葬，一般为单人葬，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以陶器为主。

　　较之南区墓葬，北区墓葬规模更大，等级更高。60多座墓葬大多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较多，包括瓦足鼎、罐形鼎、三角形镂空座豆、罐式豆、平底罐等1430件陶器、玉器。

　　“殉人”是北区墓葬的突出现象，八座规格等级最高的大型墓中，共发现有20多人被殉葬，成人、少年、小孩混杂，又以少年或少儿居多。其中的M60墓，随葬品多达149件，墓主是一名30岁左右男子，墓中殉葬者最多，共有五人，包括中年男女各一人、少年一人、少儿两人。墓中陶器大多碎裂，碎片盖满死者全身，似有意打碎，可能与宗教信仰或特殊的葬俗有关。

　　殉人的位置、人数、年龄、性别有一定规律可循。M20（随葬品66件）、M34（随葬品57件）、M50（随葬品70件）均殉葬两人，或为少年，或为幼儿。殉人仰身直肢，横置于墓主脚下。较为特殊的是M16，墓中随葬品48件，殉葬17岁以下的男女少年各一人，但墓主骨架却没有找到。在M16上方，还有三个并排陪葬的幼儿。专家推测，此墓墓主身份高贵，很可能是死于战争，没有找到尸体。下葬时，只能直接葬入殉人和猪狗骨架。

　　花厅墓地的殉人现象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有学者推断，殉人墓的墓主，生前很可能是氏族宗教和政治首领。对花厅遗址出土人骨进行过鉴定的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专家黄象洪研究员认为，花厅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人殉实例，为我国奴隶制的发轫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系主任张光直教授论断：“商代晚期是中国奴隶制的发达期，也是人殉制度的鼎盛期，殷商文化的渊源应该到花厅文化里去找。”

　　通过考古发掘，花厅先民的日常生活渐渐明晰。南京大学黄建秋教授介绍，在5000多年前，海岸线距离花厅可能并不算远。花厅先民临水而居，过着定居生活，他们的房子朝向北偏东，面积为15—40平方米，大多为单间基槽式地面建筑。

　　两种文化，在花厅“熔于一炉”

　　除了“人殉”，花厅遗址另一个令人惊叹之处，是其同时兼有北方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两种文化因素，为认识中国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例证。也有学者提出，花厅遗址还夹杂着一些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乃至凌家滩文化的因素。

　　花厅墓地，墓坑内填土比较松软，夹杂有细小的红烧土颗粒。墓地中可见随葬猪下颌骨、整猪、犬的现象，这些是大汶口文化比较典型的葬俗；而殉人现象却不见于大汶口文化墓地，但良渚文化较早的多处墓地，如上海福泉山、昆山赵陵山等多处良渚墓地中却有殉人。

　　从出土文物看，花厅出土文物也同时具备大汶口和良渚两种文化因素。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指出，花厅遗址发现的大部分随葬陶器均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相同，如盂形鼎、实足鬶、觚形杯、钵形镂空座豆、背壶等，而圈足盉、猪形罐、大口尊等则是对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器物加以改造而形成。玉琮、玉璜、玉琮形管、有段石锛器、双孔石钺、瓦足鼎、浅盘豆、贯耳壶等，则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

　　黄建秋教授介绍，花厅的一些出土文物上同时具备大汶口与良渚两种文化因素。以一件陶豆为例，下半部为大汶口风格，中部和上部是良渚文化风格，他将这种陶器称为花厅墓地的“折衷陶器”。

　　三种推测，花厅为何呈现“文化两合”

　　在花厅这片土地上，大汶口与良渚两种文化因素产生了深度交融，考古界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化两合”。那么，花厅先民究竟是大汶口人，还是良渚人？为何两种文化在此碰撞融合？这些成了至今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团。

　　中国科技大学结构分析开放实验室曾利用岩相和X射线定量法，对花厅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和良渚文化陶器进行测试，推断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群烧制于当地，而良渚文化陶器却是和玉器一起，由北上的良渚人群从长江以南携来，这为解开花厅“文化两合”之谜提供了线索。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高广仁研究员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影响北渐，抵达淮河南北两岸，构成了对大汶口文化南部族群的威胁，促成“文化两合”现象的出现。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认为，在那个洪荒年代，某个良渚文化的部落北上，武力征服了居住在今花厅村的一支大汶口部落。在安葬死于战斗的青年首领时，良渚人将随身带来的玉器和在当地缴获的大汶口文化陶器随葬，甚至可能将俘获的地方妇女、儿童一起殉葬，作为无情的惩罚。

　　还有学者推测，花厅的大汶口人和南方的良渚人有联姻或者联盟关系，花厅器物是南北交往产生的结果；另有研究者持“水患说”，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东部沿海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海侵，良渚先民不得不北上迁徙，其中一支来到花厅，和当地大汶口人产生文化交流。

　　不管历史真相如何，在5000多年前，花厅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熔炉却是不争事实。黄建秋教授说，花厅是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区域交界的“边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出浓厚的南北文化交流的色彩，产生了大汶口文化中重要的“花厅文化类型”。

　　在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看来，花厅遗址是中华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板块融合的生动例证，对花厅遗址进行进一步研究，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江苏地域文明起源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