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清这座石祠的“荣耀”

2020年09月01日 10:20    来源:大众日报    杨爱国

  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市西南长清区孝堂山顶的东汉石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石祠在历史上被人们与汉代大孝子郭巨联系在一起,因此,又叫作“郭氏墓石祠”。

  石祠坐北朝南,为单檐悬山顶,两面坡加屋脊,东、西两侧各立一画像支枋石,中立一八角石柱,柱上栌斗置两条拼成一列的画像石枋。祠内有一祭案,中间置一块三角石隔梁,从而形成两开间。屋顶石板上雕有屋脊、瓦垄、连檐等仿木结构构件。

  石祠三墙内壁、隔梁石东西和下面都刻满画像,引人关注的内容有风伯吹屋、织女、“大王车”出行、“二千石”出行、楼阁拜谒、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韩朋贞妇、泗水升鼎、七女为父报仇等。石祠画像,不论从线条雕刻的刚劲、流利,形象的准确、生动,构图布局的饱满、充实,还是内容表现的丰富、繁多,都说明其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反映了当时的工匠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东汉人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说:“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孝堂山石祠是一座墓祠。墓祠是人们祭祀死者的地方,主要祭祀埋在祠堂后面坟墓里的死者,古代所谓的“上冢”,并不是到坟堆上去,而是在墓地祠堂前祭祀死者。山东嘉祥的武梁祠前专门建有放祭品的“坛墠”,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收藏有王莽居摄二年的“祝其卿坟坛”和“上谷府卿坟坛”刻石,当年也都是墓前的祭坛石。

  墓祭的礼俗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孟子·离娄》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一男子有一妻一妾,他每次出门回来,都是酒足饭饱,妻子问他和哪些人一起吃饭,他回答说是富贵之人。妻子不相信,第二天早起,跟踪丈夫,发现没有人跟她丈夫交谈。她丈夫直接走到城东的墓地里,向正在祭祀的人乞讨食物,一家不够,再到另一家,这就是他酒足饭饱的方法。即“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由此可知,墓祭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较为普遍。墓祭在汉代以后称之为“上冢”或“上墓”。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年轻时曾得一老父赠《太公兵法》,老父对张良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后十三年张良从高祖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到黄石,“取而葆祠之”。“至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由此可知,汉初上冢的礼俗,已经有夏、冬两季的伏祭和腊祭,也就是说有了定期墓祭的礼俗,其出现当在此之前。因此,《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安葬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应非虚言。

  以上提到的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墓祭,以及时至今日仍在流行的墓祭,都是常人之礼,祭亲友、祭古人、祭名人,是表达哀思,是纪念,是敬仰。两汉时期,经皇帝御批的归家上冢就不同了,在这些意义之外,又加了借上冢,聚会官员宗族,炫耀乡里之意。《汉书·叙传》记载,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著《汉书》的班固的伯祖父班伯为定襄太守,在任一年多,“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焉。”《汉书·游侠传》记载,成帝时,齐人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辆,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后楼护为谏大夫,“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特别宠信的大臣,上冢之费都由朝廷供给,如汉哀帝宠臣董贤“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盐铁论·散不足》所谓的富人之墓“台榭连阁,集观增楼”,除了供墓主人的灵魂游览外,还当是上冢集会之所。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更是把“归家上冢”当作笼络大臣的重要手段。《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建武二年,诏阳夏侯冯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斋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建武六年,诏舞阳侯岑彭“过家上冢,大长秋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建武十二年,大司马广平侯吴汉“至宛,诏令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光武帝还曾嘉奖宋均,“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后来的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建初二年,韦彪行太常,随章帝西巡。“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和帝时,韩棱迁南阳太守,“特听棱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

  两汉时期,高级官员受诏归家上冢,不仅“乡里以为荣”,而且如历史学家杨宽指出的那样,他们借此机会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作为团结和扩展大族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明帝的上陵礼也是来自大臣的上冢礼:“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不论汉明帝的“上陵礼”是否来自大臣的“上冢礼”,它们都是用于笼络人心,团结和扩展势力的一种手段。

  据孝堂山石祠里的题记,祠堂主人在东汉早期曾任“二千石”官员,虽然不见于史传,但在当地应较有名气,祠堂内顺帝永建四年的题刻中“叩头谢贤明”的文字可以为证。他的亲人“归家上冢”时,礼制规定的项目当不会少,场面也当是比较气派。而且祠堂建在山顶,一有祭祀活动,山下的乡邻就能看见,甚至在附近的“牧马牛羊诸僮”还会来围观,“乡里以为荣”是极有可能的。

  (作者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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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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