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晚清以来至今，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今天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此外，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往往会把它“窄化”。再者，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人会带着文化优越感，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其实，文化是一种现象，我们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面对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时，才会有互相理解、互为平等的态度。

　　我希望讲清楚，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这里主要指汉族中国的文化。

　　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书写和“汉字思维”。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比如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有着直接的联系。象形字在古代中国叫作“文”，按章太炎的说法，是最基本的汉字单位“初文”，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所看到的事物。汉字有六书，但主要是象形、会意和形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有重感觉、重联想的特点，延续到现在，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东亚地区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我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要出一个题：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叫什么？外国人搞不清楚，说sister，我说，没那么简单。严格说，林黛玉是贾宝玉的姑表妹，薛宝钗是贾宝玉的姨表妹，史湘云隔了两代了，是亲戚关系更远的表妹。为什么称谓这么复杂？这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简单来说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不一样。第二个是“上下有序”，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正是在上下有序、内外有别的伦理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特点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所谓“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从历史上看，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很有趣的阴阳五行。五行有两大原则，一是相生相克，二是可以串联万事万物。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青白赤黑黄；可以配五声，宫商角徵羽；还可以配五味，酸甜苦辣咸……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

　　第五个是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夜观天象，视觉里天转地不转，“天道左旋”，会感觉有个地方始终不动，这就是北极，于是认为天的中心就是极点。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洛者，天之中也”，即洛阳是大地的中心。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王都在洛阳，所以古代中国以洛阳为中心，越在中心的人，文明程度就越高，越在边儿上的人，文明程度越低，于是就形成了“华夷观念”“天下观念”，即以我为中心想象世界。

　　这五个方面合在一起，构成了非常明显的属于汉族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一主流文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1895年到1919年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三纲五常”变得很彻底，中国人日渐处于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相应地，汉族中国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程度，也出现了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白话文成为主流，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使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让雅、俗不再有分别。现代汉语掺入了太多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使得通过语言感知的世界发生变化。简体字让文字和“原形”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传统汉文化通过形象的文字进行思考、书写和表达的习惯就受到了阻碍。

　　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有明显的变化。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和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儒家家族伦理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儒学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任。佛教与道教在冲击下逐渐退出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旅游化。阴阳五行再也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了，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滑落到了边缘的地方。“从天下到万国”的古老世界观念也被重新界定，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这些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来到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理解和更新的时代。

　　各种文化没有高低，只有文明是程度不同的。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长期积累的焦虑和紧张才会得到缓解。德国学者伊里亚斯曾提出，“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伊里亚斯也指出，“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常常是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它总是和“教养”“知识”“规则”等词语相连。就好比说，我们经常拿着球来玩，但一旦上了篮球场就不能用脚随便踢，要遵守规则。如果这样理解“文明”和“文化”，就不必担心自我的文化会被全球化或现代秩序侵蚀掉，要关心的是如何在现代文明的时代，在一个普遍文明规则下，保存好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理解这些文化在历史中的合理性。

　　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