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天堂”缘何汇聚众多名胜

2019年11月05日 10:13    来源:解放日报    钱汉东

  “苏杭”风水轮流转

  江南山清水秀,是美丽、繁荣、富庶之地。在中华历史文明进程中,江南文化具有较高的地位。旧有“吴有姑苏,越有会稽”之说就表明,苏州是苏南经济文化中心,绍兴为浙江经济文化中心。

  杭州西湖约在汉代才成为内陆湖。由于长期受到海潮的侵袭,当地经济早期并不算发达,人口也不多。唐以前,浙江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绍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与政治资源的转移,杭州才慢慢发展起来。

  特别是,五代吴越国武肃王钱镠在杭州建都,重民生、修水利、筑海堤、兴教育、劝农桑,并三次扩城,造雷峰、保俶、六和三塔,疏浚西湖,使湖山增光、湖水荡漾、荷香飘溢。由此,杭州成为江南大都会,百姓随之过上了安定的小康生活,令文人雅士吟唱不绝。

  当时,吴越国还规定“募民能垦荒者,勿收其税”,于是“境内无弃田”。农耕时代,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江南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欧阳修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杭州:“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钱镠之孙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使政权平稳过渡,避免了生灵涂炭,实现了祖国统一,也为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打下了基础。

  最早将苏杭相提并论并将其一起赞美的是白居易。白居易于唐长庆二年任杭州刺史,尔后升任苏州刺史。他对苏杭两地都十分熟悉、喜爱,在任期间写下了不少盛赞两地的诗篇。

  比如,有夸杭州的“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又如,称赞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白居易回到北方后,还时常怀念江南,《忆江南》成为传世经典。

  最早用文字记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是南宋早期田园诗人范成大。他在《吴郡志》中写道——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元初诗人奥敦周卿又把这个谚语变换了一下,写进了自己的《蟾宫曲》:“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广为流传。

  不过,人们虽然常常将苏杭放在一起称赞,但它们的实力其实也存在互为消长的情况。

  苏州很早就进入人们的视野。相传,苏州城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的阖闾大城。《史记正义》记载:“寿梦(吴兴王)卒,诸樊(吴顺王)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吴道王阖闾),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唐大历十三年,白居易记载,苏州“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陆放翁《常州奔牛闸记》还直言:“苏常熟,天下足。”

  在隋唐之前,杭州的人烟相对稀少。唐朝时,杭州是“上州”,苏州则是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至于户口,苏州于中唐以后一直保持十万户,在江南诸州中也是突出的,而且桥多、水多、庙多。由此,明人郎瑛就认为,“上说天堂,下说苏杭”的谚语不是唐朝人的话。他的理由是:“杭在唐时尚僻在一隅,何可相并?”

  杭州虽然相对偏远,但吴越国时期抓住了空前发展时机。金兵入侵、宋室偏安临安后,杭州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得到急速发展,开始领先于古老的苏州。

  不过,风水轮流转。到明清时代,苏杭的地位再次出现逆转。苏州又开始上升,一举超过杭州。其标志有:苏州贡献的税赋占比超过杭州;科举考试中,苏州出的状元人数远远超过杭州,位居全国第一。

  当然,杭州比起当时别的州郡还是要好的,故文人依旧并称“苏杭”,但不叫“杭苏”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越国“狂热”建造园林

  苏州是江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还将苏州誉为“东方威尼斯”。

  苏州园林自古有名,南园、沧浪亭等名胜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从陈从周教授应邀将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苏州园林更是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经典园林艺术。

  苏州私家园林始于西晋。陆羽、陆龟蒙、皮日休等人的多首诗篇,都有关于西晋辟疆园的记载。如茶圣陆羽诗云:“辟疆旧林园,怪石纷相向。”

  到了吴越国时期,苏州园林得到空前发展。钱镠十分重视苏州地区,派遣六子元璙镇守苏州。元璙大力发展经济生产,重视教育文化,使苏州人民安居乐业,颇有政声。《吴越备史》中说他“仪态瑰杰,风神俊迈,性俭约恭靖,便弓马”,可谓风度潇洒、人中豪杰。

  元璙担任苏州刺史30年,组织营田军,人数达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因此,当时苏州的水田是全国最好的,甚至受到了宋人范仲淹的夸奖。

  苏州城本为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系土城,时已残破。元璙发明用夯土墙外包砖建城墙,改造后显得雄伟挺拔、美观典雅。

  元璙特别喜欢建造园林,算得上是狂热的园林建筑爱好者。他建起了苏州历史上最大的园林——南园。

  《吴郡志》载:“南园,吴越广陵王元璙之旧圃也。老木皆有抱,流水奇石,参差其间。”《吴郡图经续记》作者朱长文说,元璙“颇以园池草木为意,建南园、东圃及诸别第”。

  北宋文学家王禹偁赋诗云:“天子伏贤是有唐,镜湖恩赐贺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后,乞与南园作醉乡。”北宋还有诗人在游览南园之后写下诗歌:“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

  元璙之后,其子文奉袭父职,继续任苏州刺史。父子二人经营苏州整整一个甲子。文奉习书史、爱弓马、精骑射,又治军有方、礼贤才士,有儒将之风。同时,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园林建造者,在苏州扩筑南园、建造东墅(又名东庄),均为吴中名胜。

  钱文奉情趣高雅、兴趣广泛,喜欢收藏书画珍玩古物,其品质之精、数量之多,令人赞赏。这些宝器多被存放于美丽的园林之中,可谓适得其所;文人墨客云集园林,谈古论今、鉴赏宝物,又可谓其乐无穷。

  虎丘塔经历千年风雨

  苏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是虎丘塔。苏东坡就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者,乃憾事也。”

  苏州虎丘塔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建200多年,经历一千多年风吹雨打,仍然雄踞山巅。1961年,虎丘塔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3日,便有白虎踞于其上,故名虎丘山。云岩寺塔矗立在虎丘山上,因而又称虎丘塔。虎丘塔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初建成木塔,后毁。

  唐末藩镇割据及至五代政权频繁更替,导致社会动荡、苍生蒙难。这一时期,少有建筑大型佛塔的情况。不过,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是一个例外。

  当时,吴越国守有一方、安定富庶。1954年,南京工学院教授刘敦桢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刊发《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等文,推断“云岩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未,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当年负责维修虎丘塔的文物专家钱玉成介绍:“盛世建塔,无论小型精美的金涂塔,还是宏伟壮观的虎丘塔本身,都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虎丘塔高47.7米,塔身全砖砌,重6000多吨。如果没有一个安定、文明、富裕的社会环境,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他还认为,虎丘塔内最后一个标志年代的文物是“宋元通宝”铜钱,这是宋太祖登基后发行的钱币,其在位年限至976年止,由此推断:虎丘塔的建设时间应该在900年到976年。

  1957年虎丘塔修缮时,还发现了不少文物。文物证明,不少钱家人曾向地宫捐赠物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在报纸上发表《虎丘塔发现北宋经卷等文物目击记》,记载经卷中有包绢上写有“彭城县君钱氏三十八娘舍”等信息。

  在虎丘塔的保护修缮过程中,已故文物专家罗哲文起过较大作用。1957年,十三陵殿堂发生雷电事件,罗哲文提出为古塔安装避雷针。罗哲文也认为,虎丘塔建造时间为吴越国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今日苏州成为天下园林之冠,同吴越时期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钱氏政权治理江南的功绩。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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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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