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因何而起？文化价值究竟如何？学术界多有研究分析却莫衷一是。在众多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件无须争议、完全说得清楚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地域性。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翌年改名《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标志，创办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后，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一篇又一篇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檄文，形成一股富有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思潮。

　　这些新文化思潮的引领者，除了李大钊，均为安徽、江苏、浙江人。李大钊是河北人，但他的新思想引领人是江苏南通人白雅雨。1908年，白雅雨受聘于北洋政法学堂。在此学堂读书的李大钊，深受白雅雨的新思想影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1年，白雅雨与孙中山南北呼应、组织起义，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

　　今人说起“两河文明”，就会联想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其实，世界上还有一处“两河文化”，那就是黄河、长江滋润下的中华文化。西亚的“两河文明”早已消亡，从而被冠之以“古文明”；中国的“两河文化”从未中断前进的步伐，故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都是长江下游文化圈中人？这个问题，可以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文化圈的角度来寻找答案。

　　“两河文化”各自表达，携手造就中华传统文化巅峰

　　中国的“两河文化”，因为两河之间地域辽阔且曲折绵延数千公里，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特征明显的两大文化区系。它们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交流与互补，汇成了相融互补又各自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两河文化”的标识：龙与鸟。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位于黄河以北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距今有五六千年。成书于3000年前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周易》，首卦《乾》的爻辞中，更有“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的系统表达。在黄河流域地下发掘出世的商、周青铜器上，龙的塑形也随处可见。具有三栖特征的龙，逐渐成为黄河文化的形象代表或者说文化标识。

　　依托黄河文化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也愿意将自己打扮成为龙的化身，居住之所称作“龙庭”，坐的椅子称为“龙座”，穿的衣服叫“龙袍”，开颜一笑是“龙颜大悦”。到了清朝，旗帜上更是直接绣上青龙，流通货币上也是龙的图案。

　　在长江下游，地处浙东的河姆渡村区域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的大量鸟形玉器；在长江上游，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金、玉、铜的鸟形塑物也被大量发现。三星堆遗址里，鸟文化气息更是浓郁，不仅有人身鸟足、鸟首人身的青铜塑像，而且连人的眼睛也都是细长的“凤目”，以至于有人将其与“波斯人的眼睛”联系在一起，认为发现了“南丝绸之路”。四川成都市区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鸟文化的浓郁气息，一枚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尽显4000年前巴蜀地域鸟崇拜的文化特征。

　　第二，“两河文化”的轴心：齐鲁文化与荆楚文化。

　　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区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进入成熟期，各自形成了一个轴心之地。

　　黄河文化的重心，呈现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封地最大、最为富庶的齐鲁两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终于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汇聚天下学者展开百家争鸣的场所。

　　几乎在齐鲁文化形成的同一时期，长江文化圈自西向东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样异彩纷呈、影响深远。其中，荆楚文化可视为古代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

　　第三，“两河文化”的代表：孔孟与老庄。

　　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鲁国思想家孔丘首开私学风气，形成了一个儒家群体；继之，从儒家队伍中孕育出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轲。孔丘倡教“仁义”，孟轲接着说，儒学由此成为黄河文化的灵魂，孔丘成为“圣人”，孟轲成了“亚圣”。

　　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也相继诞生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是老聃，学问广博，孔丘曾向他问礼、问道，以“无”为本；另一位是庄周，做过漆园小吏，追求自由，主张平等。老庄思想，成为长江文化的灵魂。

　　老聃在函谷关作以“无”为本的急就章，然后骑着青牛飘然西去，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均为有“学”而无“家”，却被后人冠以道家创始和代表之名。其间区别，尚需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第四，“两河文化”的核心理念：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

　　《庄子》中有诸多关于老子和孔子之间的对话，基本上是孔问老答，唯有一处是“孔子语仁义”，大概孔子认为自己在仁义方面有专攻，因而向老子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可老聃似乎并不赞同孔子的仁义之说，转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短短23字的寓言，形象地表达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不一样的核心理念：孔子倡导“仁义”，后来的儒家又添入新的内容，进而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行”学说；老子倡导“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顺应自然理念，庄子进一步主张个体应该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自由发展。这两种理念对此后“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两河文化的差异性，在唐代汉传佛教的主流禅宗内部，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撞，由此形成南禅与北禅两宗。禅宗五祖弘忍晚年选择衣钵传人时，首席弟子作谒“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擦拭，莫使惹尘埃”，另一弟子惠能作谒“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者基于孟子的人性本善以及通过修养渐渐恢复本性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黄河文化印记；后者源自老子以“无”为本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长江文化印记。

　　“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并无优劣对错之分，携手造就了禅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巅峰。

　　在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下，“不变”一次次压制“求变”

　　自宋代以降的近千年封建社会中，重大的变法有五次。从五次变法中，可以感触到“两河文化”的“求变”与“不变”。

　　宋朝有两次重大变法。

　　一次是庆历变法，主事者是苏州人范仲淹，支持者是江西吉安人欧阳修。

　　宋朝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代逾70年，积弊日深。仁宗初政，范仲淹上书《救弊八事》，指斥时政以致得罪权贵而被降职。

　　庆历三年，被重新起用的范仲淹再次向朝廷提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

　　在十大改革中，列于第一位的是“明黜陟”，改变原先官员任期届满后一律升迁的惯例，视情节轻重及政绩优劣决定是否升迁。

　　名列第二位的是“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即便高等第的进士，也需担当一任官职并经考核优秀者才能担任。

　　改革举措还包括“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

　　然而，新政仅实施一年多，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谣言和毁谤声浪中，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以贾昌朝为代表的守旧派重新执掌朝政。最终，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社会积弊愈演愈烈。20年之后，宋代的第二次社会改良运动又起，主事者为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熙宁元年，王安石奉召入京，变法立制，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制定了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远超庆历新政。

　　新法推行数年，即于增加国家收入、提高军事实力产生了明显效果，却不免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十余年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名儒司马光为相，彻底废除新法。被称为自先秦商鞅变法以来最大的“王安石变法”，就此落下帷幕。仅仅过了40年，贫弱的北宋王朝便仓皇南迁，开始了苟且的“临安”生涯。

　　明代的重大变法有一次，即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

　　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万历年间任内阁首辅。面对“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积弊，张居正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方面有“一条鞭法”，吏治方面有“考成法”，都收到明显效果，国库积银及储备粮食足够支用十年，裁革冗员占官吏的十分之三，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使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由于改革触犯相当数量官僚、缙绅的既得利益，遭遇了守旧派的强烈对抗。改革进行十年后，张居正积劳成疾而终，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最终，这场改革以悲剧落幕。

　　清代的两次重大变法都发生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后期。第一次是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主事者有湖南长沙人曾国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福建福州人沈葆祯等。这是一次在鸦片战争之后，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然而，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一场惨烈的“甲午战争”告终。

　　1898年，又一场变法运动得以掀起，主事者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次变法，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实施废八股兴西学的教育制度等。由于这些维新举措直接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仅仅100多天便戛然而止。

　　上述五次变法改革，主事者无一例外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反映了对封建腐化专制制度的不满。然而，在传统儒家思想居于主导的社会大背景下，“不变”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求变”。

　　长江文化圈中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擎旗手、弄潮儿

　　19世纪末两次变法的失败，渐渐使国人醒悟到：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变革与发展，都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因，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中国的日渐落后以致频频挨打受辱，正是因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旧文化的落后。

　　痛定思痛，一股以新文化为旗号的思潮波澜壮阔、惊天动地而来。站在新文化潮头的擎旗手及弄潮儿，几乎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刊发一篇又一篇新文化檄文，展示了新文化思潮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核心要义，成为这一时代热血青年最喜爱的读物。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我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承载着新文化思潮的核心思想；“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是震撼了整整一代人。

　　新文化不仅包含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介绍和吸收，而且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1917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下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新旧文化的关系作了这样一番表述：“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最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和吸收，只是激发新文化运动的外因；中国文化中的矛盾双方，即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易位置，才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内因，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属性。

　　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因时而异。当年，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相忘于江湖”的生存方式，庄子向往扶摇而上九万里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的逍遥境界，以及“以道观之，物无彼此”的齐物之论，在新文化的旗帜下被自由、平等这些新名词所替代。由此，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的帷幕。

　　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而经过五四运动的锤炼，新文化运动又得以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当代转移，人们似乎还缺少一种文化自觉。

　　尤其是在学术界，梳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本上都围绕儒学（孔孟思想）展开，以至于有人还将那些已经成为糟粕的内容如“三纲五常”等奉为圭臬，却极少提及老庄、墨家、名家等非儒学派中包含的思想智慧。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也是纪念五四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者小传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易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周易文化论》《读易随笔》《周易的故事》《中国学术思潮史》等，发表《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等论文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