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故宫博物院在单霁翔院长的带领下，正变得越来越可爱。他所引领的博物馆文化时尚，无疑成为中国文化新的品牌。以学者的睿智，通过“市侩”的手段，打破博物馆的墙，让更多人走近博物馆，接受博物馆教育，这是一位学者型领导对其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之任上提出的振兴博物馆的政纲所进行的有益实践，值得称赞。

　　单院长说，故宫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懂得其价值的观众之多寡。显然，他并未满足于皇宫所带来的先天优势。学者单霁翔“用五个月的时间，磨破了20双布鞋，走遍了故宫1200个建筑9371间房，查看了1807558件收藏文物”之后，他用撰写博士论文的态度和方式，对故宫按步骤、有规划地进行了一番改革，其中就包括年销售额达10个亿的文创产品开发。

　　专业水准，不仅仅在于掌握学科的专业技能水平，还是一种工作态度和处事方法。笔者认为，作为博物馆这样一个负有社会教育功能的科研机构的当家人，都应当向故宫掌门人学习。

　　我们要向故宫学什么？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捧出博物馆文化产品？什么是博物馆的文化产品？仅仅是文创产品？显然，不是。从大的概念来看，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包括了研究成果（专著、图录）、陈列展览、社教活动。201 5年，《博物馆条例》这样定义：“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可见，博物馆最重要的三大功能，即教育、研究和欣赏，而其他功能，正是围绕这最基本的三个功能而延伸出来。

　　博物馆的藏品实力是博物馆声誉之所在，是软实力中的核心。没有一流的藏品，不能称之为一流博物馆，但没有一流的陈列，却不影响其成为一流博物馆，比如法国的卢浮宫。故宫的藏品无疑是世界一流的，故宫博物院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但仅仅满足于藏品还是不够的，科研力量是博物馆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火热的故宫文创背后，除了公众对故宫文化的价值认定，更多的是基于故宫博物院的基础科学研究。

　　以创建“学术故宫”为宗旨，故宫博物院创建了故宫研究院，下设一室十四所，即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明清宫廷历史档案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古建筑研究所、宫廷戏曲研究所等机构。2013年8月，故宫博物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成功。从中可以看出，故宫研究院的下设研究机构遍及博物馆科研的各个门类，从藏品研究到文保技术研究，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其近几年丰硕的社会效益，正是基于对藏品研究、陈列研究的基础上。而社会效益必然带来经济效益，也就是单院长所说的观众对故宫文化的价值认可。

　　从严格意义上讲，近年来最惹观众注意的文化创意产品正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物和成果。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统博物馆部门分工中，旅游纪念品的管理和导购归属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部门。观众通过丰富有趣的导览参观后，受到博物馆文化的感染，接受到深入浅出的社会教育，于是把博物馆所要展现的文化因子记在心里，并且把博物馆“带”回家，每一个具有博物馆特色的文创品成为一份独特的纪念品。

　　近十年，博物馆事业大步发展，博物馆文化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向国际接轨，文创品设计、开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渐成体系。文物是历史的载体，一件文物可以承载多个历史信息，如何将历史信息开发出来并融合当代艺术形成文创品，最基础的工作是基于对文物历史信息的了解与发掘。误读文物历史信息的错误开发，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有关唐三彩的陈设争议。没有历史信息为支撑的文化商品，仅追求形式的文创品，终究是无法被市场真正地接纳，不要说想要收获利润，甚至投入的成本都无法收回。

　　文物的展示是博物馆的独特语言，离开了“以物说史”这个基本原则，博物馆就不能称之为博物馆，博物馆一定是要用文物来说话的。尽管与故宫相比，很多省市级的博物馆都没有与之相抗衡的藏品，尽管先天弱势，但在向故宫博物院学习中，我们仍然需要在对自身馆藏了解、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育、研究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