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何时形成独特区域风格

2018年12月17日 09:22    来源:解放日报    廖大伟 李想

  江南不仅风光好、气候好、人杰地灵,而且自宋代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繁荣和物质文明发展,逐步形成了风格独特、气质不凡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烟雨婉约、经世务实、重乡土重教育,由此耕读传家、文人辈出,在思想、文学、艺术和经济等领域别树一帜。

  研究文化要有时空坐标否则难以道说难触实质

  人们对江南总是充满好感,小桥流水、红鱼紫蟹、亭台楼阁、旖旎风光,常常让人钟情,令人神往。那么,江南究竟在哪里,江南的文化版图如何界定?实际上,文化的存在必须依托特定时代与环境。因此,研究文化要有时空坐标,否则难以道说、难触实质。

  从地理概念的角度来看,江南区域时大时小,小到环太湖流域,即“苏锡常”和“杭嘉湖”,大到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即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广大长江中下游以南区域。关于这个大区域概念,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有过记载。

  江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这与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江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为丘陵、平原和多水,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因此气候湿润、万物滋润,人也和润。相对优秀的自然条件,使江南人民大体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久而久之形成了文明祥和的区域文化。

  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江南地区就已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商末周初,吴和越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苏浙地区逐渐形成。自那时起,吴越文化便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本土根脉。

  正式把江南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始于唐代。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其中有江南道。这个江南道区域甚广,包含几乎今天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而后江南道所辖区域和名称不断演变,到了清代,先后有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省。

  现在提江南文化和长三角的概念,往往认为是苏浙沪加徽南,那江西是否属于这片区域呢?应该说,江西文化一直属于江南范畴。

  历史上,江西常被称为“吴头楚尾”,因为春秋时期这里曾经是吴楚争雄之地。唐代设置江南西道,宋代改属江南西路,江西一直在其中。而且,江西曾经是商业大省、矿藏丰富,又处于岭南到中原的交通要冲,曾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江西的移民来源与其他江南地区一致,大量属于北方士族南迁。江西既是北方移民的接纳地,也是北方移民移往他处的中转站。从吴语与赣语的比较来看,赣语词汇存有不少古吴语底层成分,说明吴语和赣语之间具有语言发生学上的共源关系。此外,江西学风与其他江南地区一脉相承。江西与浙江、江苏一样都是南方文化大省,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都诞生于江西。江西也是科举中榜大省,出的状元、进士一点也不少。

  讨论江西在不在江南文化版图,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无论从历史的行政划分,还是从文化圈的互动来看,历史上的江西应该属于江南文化区域。它虽不属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却与两湖地区是不一样的。

  在政治权力边缘地带追求生活舒适与诗意

  小桥流水、乌篷摇橹、园林古刹……江南文化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许多文化符号。然而,任何文化都是有变有不变,文化有变才能发展,江南文化也是这样。在交流和碰撞中,可以实现文化的杂糅、包容、创新和多元。其中,流民、漕运、宗教信仰和阳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历史演进。

  先看流民现象。相对北方地区的动荡,江南地区历史上算是时局相对稳定。由于北方人口南迁,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逐渐增大。所以,江南人必须勤劳刻苦、深耕细作,才能保证生存所需。由此,也就形成了江南人务实的性格以及外出谋生创业的现象,如绍兴师爷、徽州商人和“下南洋”等。

  当然,流民的大量涌入也带来治安、土客冲突等问题。尤其是,难民为了不被土著欺凌,往往按地缘、乡缘关系结帮成派,这便成为会党、青帮等势力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近代上海。

  漕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中国南方与北方实现大规模的物流和人才交往流动。北方意识形态和南方学术文化的互相交流,形成了一条有强大传播力的南北文化走廊。由此,江南文化可以从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中吸收营养。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江南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特征在宗教领域十分突出。永嘉南渡后,北方大族中流行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迅速在江南地区焕发活力。佛道的灵魂不死、轮回转世的思想与传统民间鬼神信仰有机结合,丰富了民众的精神世界。

  江南文化有着浓厚的重商传统,这与阳明学派的影响密不可分。“心学”打开了士人禁锢的思想,对机遇的判断不再基于理论的束缚,这对客观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明清时期,江南农民大多知道如何获得更多的收益,也明白市场是增加收入不可少的场所。

  江南文化还形成了重礼教的观念。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力量的基础在农村。乡村孕育耕读传家的精英群,并逐渐发展为地方大族。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北方士族逐渐南迁。这些迁移而来的世家豪族为维持内部的秩序,也不得不仰仗法律以外的伦理、习惯来维持内部安定,久而久之形成了重视礼教的统一特征。

  江南文化还形成了重教育的观念。宋代以后,江南地区的精耕农业得到发展,形成了市场经济和区间贸易,构成一定范围的商品经济交换网络。经济优势与政权劣势的碰撞,逐渐让许多秉承和合理念的儒生将视角投向基层,在民间以私学传教的方式进行文化传习。久而久之,进一步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崇文特征。

  江南文化还形成了重个人自由意志的观念。这既源于阳明学派的思想观念,也是江南士人对入仕、出仕态度的体现。萧公权先生认为,乡村社会是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世界,虽然当权者希望将影响力伸展到每个角落,但地方统治能力实际上就像“强弩之末”。明清以来,统治者加强了对大臣的思想控制,造成官途莫测、谨小慎微。由此,精英群体中的一些江南官员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在政治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追求生活的舒适与诗意。大量的江南园林艺术也正由此而来。

  江南地区在气候、物产上有明显的共通性,在文化、政治甚至制度上也有较为统一的特点。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典型特征已经形成,后经历代演变,逐渐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认同感的区域文化共同体。

  江南文化共同体,是植根于中华文化主脉,在吴越文明熏陶、长江河系滋润中孕育而成的具有强烈认同感的区域文化共同体,是江南地区重要的精神纽带和中坚力量。

  新时代区域文化重构要避免碎片化狭隘化

  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无法脱离江南文化来谈海派文化,也无法用江南文化来概论海派文化。

  历史上,上海是一座充满矛盾的城市,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这里,新旧交替,移民纷沓,华洋共处,多元文化碰撞、沉淀,逐渐形成更具时尚和活力的海派都市文化。

  上海的移民文化特征带来了异质文化,从而催生了多元文化,提升了文化的张力和竞争力。同时,上海人做生意的早、做生意的多,所以讲究合同、契约、规范、信用。这种商业规范传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的繁荣还带来了兴盛的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这既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对江南文化的拓展,如独特的石库门建筑和发达的娱乐业。

  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海派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包容。许多人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人对避难的犹太人敞开怀抱,无须签证,不用经济担保,也不需要工作证明。在华人都在艰难求生存的年代,上海成了犹太人安身求存的避风港。

  海派文化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聚。某种意义上,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体现了中与西的对比。相较于植根本土的江南文化,更加开放多元的海派文化敞开怀抱接受西方文明洗礼。

  西方文化对上海形象的影响、改造,绝非简单的舶来之品。只要看到车水马龙的繁忙都市与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就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中西文化碰撞、融合。

  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还体现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比。尽管江南文化早已形成浓郁的市井文化气息,但它大体是植根于江南水乡的乡土文明,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有转型发展的空间。而“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则面临吐故纳新、不断涤荡的问题。

  传统是乡土文明的生命线,时尚是城市文明的制高点。今天,都市化的上海依然是文化江南的重要一员,更是传统江南文化的升华与重构。反过来,江南文化深刻影响了海派文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民性聪慧、灵活而刚毅、坚韧;崇文尚贤,重视教育;重视实践理性,发展商品经济;重视实学,分工细密;注重物质生活,讲究物质享受;勇于挑战传统,张扬个性自由。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我们要用总体的眼光来研究文化,处理好区域与整体的关系。事实上,主流文化与区域文化是根系与支脉的关系。没有主流文化,区域文化将会是一盘散沙。因此,需要避免主流文化的无根化和保守化,避免区域文化的碎片化和狭隘化。从江南文化的流变可以看到,区域文化的互动对文化气质的塑造意义重大,文化影响力往往体现在不平衡、不一致的发展反差中。

  总之,在新时代的区域文化重构中,需要重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传统,拒绝碎片化和“拿来主义”,在传承中有所扬弃、有所突破。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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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园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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