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今天的中国，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开始。理解中国的信史，可从考古学家复原的“中国”得到实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年来成果丰硕。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有何重大意义？如何看待其中的安徽篇章？考古成果不断上新，如何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0月28日，2023年第八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邀请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作专题报告。其间，本报联合安徽省委讲师团对话王巍，立足百年考古，追问“何以中国”。随着新的考古成果不断出现，关于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及“为何形成”的探讨，或被继续刷新，仍将继续解读。
求索“上下五千年”
——以考古为实证
记者：您为什么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倾注巨大的热情？
王巍：今年是我接触考古的第45年，是我从事考古工作的第41年。41年大致可以分为前20年与后20年。前20年，我参加田野考古、留学、研究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后20年，我主要从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
1987年秋，我受单位派遣赴日本进修东亚考古学。在日期间，我惊讶地发现：对于以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中华文明从夏代开始的这一观点，很多学者并不认同。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
这让我很震惊，跟我们中国人的认知有非常大的不同。要知道，《上下五千年》这部“国民级读物”1979年问世，“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概念，早已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中国的修史传统从未中断，中国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然而，《史记》开篇《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所记载的先商历史，一直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
我意识到，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要想把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说清楚，要让世界来了解它，出路只有一条：考古实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内心埋下了一个寻找文明之源的“种子”。
回国后，我们开始围绕着这个课题进行布局。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我们把这个大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探究中华文明“何时形成”“如何形成”及“为何形成”。
提出“中国方案”
——拓宽文明探源的广度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1世纪初开始实施。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重大成果？
王巍：探源工程的成绩是20多个学科、400多个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前互不往来的学科，比如天文学、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遗传学等与考古学、历史学都能聚在一块儿琢磨、研讨。这是成就这项工程的基础。
探源工程20年来，取得了重要成果：一系列都邑遗址和各地中心性遗址和区域调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揭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探讨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兴衰原因、内在机制等取得了较为系统的认识；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辨识文明形成标志的中国方案，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多学科结合人文重大课题的经验，完善了机制；培养了一批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的专业人才队伍。
我们熟悉的文明出现的三大要素分别为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这个“三要素”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比如玛雅文明就没有冶金术，印加文明并没有使用文字。所以，我们要找出既符合学术普遍标准，又符合中国历史存在的要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文明定义三要素：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在新的定义下，中华文明探源的广度被打开了。
我们研究各区域的文明，有些资料比较详实，但也存在缺环，把所有区域从文明起源、形成到发展，最终纳入到以中原为中心的这一历史格局的过程了解清楚，依然需要进一步探究。
“实证五千多年文明”
——凌家滩是标志性遗址
记者：您提到凌家滩遗址有可能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对于凌家滩遗址的后续研究保护进程，您有什么建议？
王巍：我们通过良渚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良渚古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良渚揭示了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的观点得到认可。但是，良渚之前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可能存在更早阶段的、更初级的文明，如安徽的凌家滩遗址、辽宁的牛河梁遗址等？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不是有比良渚更早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就5500年到5300年这一时间段而言，北有辽宁牛河梁遗址，南有安徽凌家滩遗址，中间是河南双槐树遗址，凌家滩遗址是这个阶段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凌家滩有总面积超3000平方米的红烧土遗迹、高等级大墓、表明等级身份的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礼器，以及体现战争暴力的随葬武器等，基本形成一个“证据链”。
无论是凌家滩还是其他遗址，当考古遗存具备都城、宫殿、大墓、礼器和礼制、战争和暴力这些特征，形成扎实的“证据链”，作为中华文明的“实证”，就水到渠成了。凌家滩现在已经有重要考古线索，尚需扎实论证。从“五千年”到“五千多年”，这一个“多”字很了不得，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首先要看凌家滩。
所以，应当加大发掘力度、加强研究阐释，围绕凌家滩关键区域比如宫殿区、宗庙区、祭祀区的布局和功能分区，开展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并及时用各种方式来宣传介绍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要想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必须进行长期持续的考古工作和全面深入的解读。
“再探3000年！”
——文明探源将继续深化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有什么新的目标任务？
王巍：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初步性的、阶段性的，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去研究，很多历史谜团等待我们努力去揭示。再往前探究3000年，研究8000年，就是让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脉络更加清晰起来。
一个文明，不可能一诞生就是成年，它一定有着孕育期、童年期、青壮年时期等，弄明白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对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认为，5000多年前是中华文明形成阶段，如果用一个人的一生来比喻，可谓之“降生”。 在此之前，有一个文明的“孕育期”，这个阶段是农业初步发展、手工业初步发展、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起源”。所以说，文明从起源到形成，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质变点”是王权国家的形成。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阐述。
江淮地区的“八千年起源”，体现于稻作农业初步发展，并出现社会分化。如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8000年前的刻符龟甲、8000年前的乐器——骨笛。又如蚌埠双墩遗址，距今7300—7000年，是目前所见淮河中游地区年代最早的人类定居聚落，是淮河中游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在考古成果中呈现
记者：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您如何理解和阐述？
王巍：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全面准确的阐述。从考古成果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实际的证据。
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统一性，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旋律。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比如在5500—5300年前的时间段内，北到辽宁、南到安徽一带，都出现考古成果的共性因素，这些共性因素实际上逐渐形成早期中华文化圈，这是后来的“中国”一个最初的轮廓。又如冶金术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之后，用陶范制作青铜容器的新技术开始出现。这一创新，带来了夏代后期至商代、西周如此辉煌的青铜文明。
当然，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环节与组成要素。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一直成为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内生动力和坚强基石。
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发展。尤其是中原地区大量地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现象生动反映了其文化包容性，农业上中原地区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状态。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虽然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每种特性，都在考古成果中有所体现，能够看到很多实际的证据。中华文明五个特性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安徽的“璀璨星光”
——留痕于中华历史记忆中
记者：您今年两次来到安徽，上一次是参加凌家滩文化论坛，这一次来为大众讲解“文明探源”。在您的呈现中，出现很多安徽考古元素，安徽在“百年考古”中地位如何？
王巍：安徽很有特点，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区域。具体来说，安徽是连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长江下游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淮河流域的主要分布区，这几点构成了安徽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皖北、皖南、江淮区域，这些区域又和其他区域文化相连接，产生交流、互鉴、融合。
通过考古人的研究和宣传，更多民众可以了解到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特点。
安徽不仅有凌家滩。安徽有200万年前的繁昌人字洞，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实证20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屈指可数。安徽有蚌埠双墩遗址，是淮河流域文明的曙光。安徽还有“大禹”，这是中华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禹迹，是大禹治水和巡行经过的地理空间，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蚌埠禹会村遗址得名于史籍文献中所记载的“大禹涂山之会”，考古工作者经历了从循史索迹到古城寻踪三个阶段。我们认为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所代表的涂山古国是历史记忆中禹会涂山、禹娶涂山和涂山氏族群的历史原型。此外，淮南的武王墩，极有可能是楚考烈王墓，正在进行考古发掘。我相信这个大墓如果保存完好的话，也会成为一个重大考古发现，甚至可以面向公众直播考古进程，传播效果或许堪比“三星堆”。我很期待。
“大家”写“小书”
——承担起科学普及的责任
记者：您一直以多种形式积极向大众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您为什么特别重视考古成果的阐释与普及？
王巍：我们以前或许有一种误解：写不了论文才去写普及读物，其实不然，越是专业人员，越应该发挥专业所长、承担起科学普及的责任，“大家”要会写“小书”。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新世纪中国考古的发展方向》，提到了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大有进步。比如我们有些小题材的专业论文，国内读者可能只有几十人，全世界读者充其量达百人，但是如果把它转化为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那么认知这一段历史的人，就是成千上万人。
当前，考古界已经意识到研究、阐释和宣传也是自身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什么是责任感、使命感？我们应当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引导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认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近一年多来，我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考古成果的宣传和普及上，力求将学术味浓厚的项目深入浅出地介绍给人民群众。当然我还有其他爱好，比如写歌、作曲，我也希望通过艺术创作让大家了解中国考古人，我们有理想、有情怀，有着为探寻中华文明史而不懈努力的精气神。
建言“文化强省”
——应当贡献考古的力量
记者：“文化强省”是安徽“七个强省”战略目标之一，进一步利用好考古研究成果，为安徽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您会提出什么建议？
王巍：安徽是承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的重要省份。从考古文化遗产的角度，安徽完全可以列入全国“第一方阵”，尤其是在文明形成的5500—5300年前这个阶段，是排在前列的。要进一步明确安徽考古的资源优势、目标定位和科学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的挖掘是考古学的内容支撑，服务社会公众是考古学的目标要求。含山凌家滩、淮南武王墩等重点历史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阐释，应当继续推动。各类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应当统筹进行。可采取系列纪录片、系列读本及博物馆展览陈列等形式，加强安徽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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