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地方文献中，曾经记载着一条沟通江淮的“禹王河”。清嘉庆《新修江宁府志》明确记载这条“禹王河”：“禹王河在六合县东北二十五里，由盱眙圣人山历黑林桥，至天长桐城镇、杨村，绕县境之金牛山、新簧巷、木溪圩、堠子铺、王子庙数十里而至东南方山，下仪征之白茅坂以达于江。”也就是从盱眙淮河边流经天长、六合而到达长江，地脉水系，隐伏千里。迄今，南京市六合区东沟镇等地依然残留着“禹王河”等古地名，新整修的水利干渠也以“新禹河”命名。

　　从今南京的六合区一直向北上溯到安徽天长和江苏盱眙，这些地方均流传着禹王河的传说，清康熙《泗州志》、光绪《盱眙县志稿》等志书也详细记载了这条禹王河在盱眙、天长境内的走向，同时“言之凿凿”地说这是五千年前大禹治水、导淮入江所留下的丰功伟绩。

　　其实，这条禹王河曾经是唐宋时期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一段，当时称为“遇明河”，这也是历史上中国大运河唯一曾流经今南京市境内的古河道。

　　唐宋沟通江淮的大运河本来走淮扬

　　北宋时期的大运河和我们今天熟知的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流经地区不太一样。最早的大运河起源于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从今江苏的扬州、淮安之间开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直到隋炀帝时期，全国性的大运河才最终形成。隋炀帝即位后的第一年，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便开始大修运河，首先以东都洛阳城为起点，修筑起纵横中原沃野，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的通济渠。其后，洛阳以东自黄河支流沁水到涿郡（今北京西南）修永济渠，从邗沟入江口对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修江南河，古邗沟也得到进一步疏浚，这样以东都洛阳为起点，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全国性大运河网络第一次形成。

　　到了北宋时期，全面继承隋唐大运河的线路基础，大运河依然是全国最繁忙的水上交通网。其中，沟通江淮的通济渠因为连接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而被称为汴河。唐宋时期中原到南方最重要的水路，便是从洛阳、汴梁（今河南开封）向东南乘风破浪一千多里，来到淮河边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入淮，从泗州往东沿淮河而下，到楚州（今淮安市淮安区）北的末口入邗沟，直达扬州南的瓜洲抵江，再由长江南岸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往南到杭州。两千多里的唐宋大运河沟通着中原和东南，充满着诗情画意。

　　唐宋开凿直河、遇明河经过六合

　　但是，大运河从泗州借道淮河从楚州入邗沟、下扬州到长江的这一段水道，却是一段凶险异常的河道。一是路线迂回，从泗州到楚州到扬州绕了一个一百多公里的大湾；二是波涛汹涌，尤其是楚州、泗州间的淮河河道船只难行；三是水位落差较大，从地势低的江南到地势高的淮北必须要处处过船闸、时时纤夫拉纤方能通行。

　　因此，在从唐睿宗到宋徽宗时期的几百年里，围绕这一段运河进行了系统的整治。其中的核心工程有两项，其一是沿着原有淮河河道开凿复线运河。北宋熙宁九年（1076），江淮发运副使皮公弼修浚洪泽新河。元丰六年（1083），江淮发运副使蒋子奇凿龟山运河。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诏修遇明河，自真州（今江苏仪征）至盱眙，凿圣人山至于泗州淮河口，历时三年而毕工。这样，整个淮南复线运河，从楚州末口北辰堰南经沙河至淮阴磨盘口，再往南经洪泽新河、龟山运河而从泗州汴口入淮，再渡淮从泗州汴口入汴河，这样大运河江淮段的水道运输更为安全和便捷。

　　还有一项重点工程便是从泗州盱眙县、汴河入淮口东岸的龟山开凿一条距离近、地势平坦、水量好控制的新运河，从泗州往东南，经过天长、六合在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入江，从而彻底地避开淮河下游和邗沟运河的种种漕运弊端。唐太极元年（712），睿宗令刺史魏景清主持修筑直河，引淮水从盱眙县城圣人山（今洪泽龟山）自黄土冈通扬州。由于从盱眙到扬州之间修筑运河，其运载能力不如从淮河、入邗沟的既有航线，因此这条直河后来就很快废弃了。直到北宋崇宁二年（1103），面对漕运难题，宋徽宗诏修遇明河，北宋的治河专家同样采取了直河类似的路线，只不过入江口，改到了当时主管漕运的江淮发运使驻地，扬州西面的真州。而这条新运河在今南京市六合区境内有数十公里长。

　　后世的“禹王河”记忆

　　然而，这条有效解决江淮漕运难题的大运河新河道却没有使用多长时间。遇明河通航后仅二十年，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下攻陷东京汴梁，徽、钦二帝被虏。随后宋金之间在江淮地区长期混战，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如永济渠、汴河等河道均逐渐淤塞废弃。至于这条江淮之间浅浅的遇明河，除去两段，盱眙和六合—仪征境内的河道还长期保持流水状态外，其余河道均湮灭无存。

　　不过，这条历史上唯一流经今南京地区的中国大运河河道，很快在历史典籍和文化记忆中，变得默默无闻。通过口碑传述和民间信仰，直河、遇明河这两条凝聚古代社会人力、财力与科技智慧结晶的人工运河，也同若干代以前对于江淮古水道的潜藏记忆交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一段段关于“禹王河”的记载与传奇。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对“禹王河”仅仅一笔带过，不过已经点明，所谓“禹王河”就是“直河”“遇明河”故道。到了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宿迁、淮安、扬州境内的京杭大运河迭遭水患，漕运常年难以维系，有些水利专家便从故纸堆和老百姓的口述传说中，重新审视过一阵子重开“禹王河”，从洪泽湖南岸的盱眙一带沿着“禹王河”故道开新运河到六合、仪征一带的可行性。其中，学者魏源为解决淮安漕运堵塞的问题实地勘察“禹王河”，撰成《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他认为：“上游泄淮入江之说，无过盱眙、天长、六合之禹王河，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间，四次估勘，并无河形，须平地凿开新河二三百里。”随着晚清轮船海运、铁路运输兴起，传统的漕运中止，京杭大运河地位下降，这条“禹王河”背后的千年运河才渐渐被人们淡忘。（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