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传世且可靠的绘画作品少之又少，只有现存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几年前拍出天价的《枯木怪石图》。前不久，《潇湘竹石图》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中罕见亮相。

　　《潇湘竹石图》纵28厘米、横105.6厘米，构图奇特，匠心独运，高度的艺术概括使画面充满张力，是以竹石寄托文人情怀的中国文人画典范之作。

　　近千年来，《潇湘竹石图》辗转漂泊，后归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收藏。1961年，邓拓以《燕山夜话》所得的稿费，加上变卖了手中24幅古画的款项买下《潇湘竹石图》，后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苏轼画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独特的创作方法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全盛时代。在《潇湘竹石图》中，他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则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并稍加变化。用书法的笔法画画，是苏轼与当时的专业画家最大的不同。

　　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卷》曾自题七言绝句：“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这是赵孟頫关于绘画与书法笔墨相通之理论的名句。而苏东坡早他两百余年就已经开始实践了。

　　自魏晋开始，人物画的主要作用是成人伦、助教化，后来出现的花鸟、山水画作品则多为铺陈装饰之用。文人画家的作品不为皇家服务，而是为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画，没有实用的功能，也不被繁复的技法干扰。他们画画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抒发性情，托物寓志。

　　苏轼笔下的《枯木怪石图》与《潇湘竹石图》后来成为许多文人画家都喜欢的题材。文人画常以“审丑”作为一种艺术的追求，因此画中屡屡出现怪树、丑石等题材。

　　“审丑”的思想可追溯到道家的庄子。他认为万物皆要顺应自然，这是“道”的体现，无论美与丑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丑中同样可以体现“道”的存在。从这点来说，苏轼的竹石、枯木与庄子可谓心心相印。

　　（陈俊珺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