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扶贫救灾智慧

2020年07月31日 11:29    来源:新华日报    张志君

  扶贫帮困、改善民生,实现小康,既是当今社会的追求,也是古代社会的理想。古代留下的扶贫救灾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些体现出先进的治理理念和高超的治理能力。

  范仲淹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指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其实,在扶贫救灾工作中,同样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问题。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扶贫救灾的故事。

  皇祐二年(1050),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的尸体遍布道路。此时范仲淹主管浙西,调发国家仓库粮食,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救荒之术非常完备。吴中百姓喜欢比赛舟船,爱作佛事,范仲淹就鼓励民间多举办赛事,太守每日出游宴饮于西湖上。自春天到夏天,城中居民大规模出游,尽情玩赏。又召集各寺院主持僧人,告谕他们,灾荒年间民工工价最低,可以趁此大力兴建土木工程。于是各个寺院都兴建土木。官府也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每天雇役一千多人。

  但监察机关弹劾杭州长官不体恤百姓,荒废政务,嬉戏游乐毫无节制,以及官府、私家兴建房舍,伤耗民间财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拟奏章,申述因为饮宴和兴造房舍的缘由,是要调发有余的钱财来救济贫民。那些从事贸易、饮食行业的人,工匠、民夫,仰仗官府、私家养活的,每天大概可达几万人。救济灾荒的措施,没有比这一做法更好的了。这一年两浙路(北宋地方行政区,包含杭州)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

  范仲淹在扶贫时注重了方式方法,他将扶贫物资的“直接供给”改为“间接供给”,留下了一段扶贫佳话。

  刘晏搞起了“大数据决策”

  古代扶贫救灾也提倡精准化,以避免资源损耗,使那些真正需要被帮扶的对象能获得更多资源。在古代,精准扶贫做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传递不够及时和不对称。

  这方面唐代改革税赋的杰出人物刘晏就做得很好。他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就是建立全国性的经济信息网络,搞“大数据”。虽然唐朝没有“大数据”一词,但其原理和现代“大数据”差不多。史料记载:“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这句话的意思是,刘晏担任转运使时,用丰厚的报酬招募善于走访的人才,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的物价,用不了几天也能送到转运使官署。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调节物价高低,让全国物价保持平稳。

  张养浩改革货币制度

  元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张养浩在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灾时,遇到了基层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

  原来,元世祖忽必烈建上都城后,听从开国军师刘秉忠的建议发行纸币,并将其作为主要货币在全国大范围流通。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纸币在长时间使用后,极易造成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这就给了某些基层官员可乘之机。

  在张养浩抵达陕西前,当地负责救灾的官员曾经给百姓们发放了一些纸币,这些纸币大都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当时一斗米值十三贯钱,百姓手中的纸币稍有不清或破损就不能用,只得到府库中去调换,而那些奸刁之徒就乘机营私舞弊,把十贯钱兑换成五贯,民间怨声载道,差点就酿成了大规模动乱。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无解难题。

  了解历史的知道,元政府赈灾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开仓放粮;二是禁止酿酒,节约粮食;三是发放纸币;四是粮、钞并赈。从赈灾方式来讲,陕西基层官员给百姓发放纸币并没有错误,纸币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也不能归因当地官员,但这些官员不该利用当时纸币缺陷的漏洞去鱼肉百姓。

  张养浩到任后主动作为,用良币驱逐劣币。第一,他命令部下清点陕西钱库里无损耗纸币,共1850余万贯。第二,他让部下在这些无损耗纸币背面盖上印记,又印制了十贯和五贯的小额纸币发给灾民。第三,他令米商凭纸币上的印记把米卖给灾民,然后米商再到府库兑换相应的银两,这样一来,那些奸商污吏再没办法营私舞弊了。

  (作者为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本文编辑整理自“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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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博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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