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8000多年的余姚井头山贝丘遗址发现，让河姆渡文化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考古专家说，我们找到了河姆渡人的“爷爷辈”，他们是中国东部沿海最早的渔民和航海者。

　　上一次人们把如此热切的目光投向这里，是在2004年，田螺山遗址出土大批令人惊艳的河姆渡文化早中期遗迹和遗物，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再向前回溯，河姆渡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和发掘，是自新中国成立到那时为止浙江最有标志性的史前考古成果。她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是公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被写进历史教科书。

　　三处遗址，落在宁波余姚一片方圆二三十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域内。当我们和省文物考古所孙国平研究员一同踏访这片历经沧海桑田的土地，不禁感慨：“河姆渡”这个名词多年来已成为浙江史前文化的象征，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带给我们新知和惊喜。

　　今天，我们惯于把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称为吴越之地。你可曾想过，距今已十分久远的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人，与河姆渡人之间，竟又隔着浩渺的5000年时光。而即便如此，我们在血脉和心灵上仍然连绵相续，不曾断绝。

　　饭稻羹鱼神思飞舞

　　连日多雨，我们到达井头山遗址考古工地时，只见一个个考古探方中积水颇深，尚待发掘的遗迹藏于水中。孙国平笑道，这倒更像井头山人生活的原态——他们居住在海岸线上，常年与海潮为伴，水进人退，水退人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身处四明山余脉和东海之间，井头山人赶上了最近1万年来人类所能遇到的最好的滨海气候和环境。井头山人食用后废弃的海量贝壳遗存令人叹为观止，也是最为媒体和到访者所津津乐道的，还有人戏称之为“史前海鲜盛宴”“史前大型吃货现场”。在考古工地工作用房门外的走廊上，一排排装满各类贝壳的塑料箱摞了两三层高。而在两大间文物库房里，牡蛎、蚶、螺、蛏、蛤等各种海生贝类的贝壳摆了好几长桌，特别是那些巨大的牡蛎壳，个个都比人的手掌还大出好几轮。不消孙国平细加描述，我们眼前就已浮现出先民们收获海鲜后围坐滩涂上，或生食、或水煮，大快朵颐的画面。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现在出土的遗存看，井头山人不仅吃贝类、鱼类，也吃鹿肉、猪肉，吃橡子和各类野果。并且，如考古专家预料的一般，他们的食谱中也包含了栽培水稻——金灿灿的谷粒如一缕不断的线索，赋予了浙江史前文化无比独特的人文魅力。

　　1973年和1977年，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让她后来闻名中外、家喻户晓的史前遗存——看似新鲜的大片稻谷壳堆积和散落在干栏式房屋附近的炭化稻米。我们在安静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中隔着玻璃审视这些稻作遗存，仍能想象当年考古学界受到的震撼：一个沉睡了7000多年的稻米聚落赫然呈现在现代人眼前，江南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传统由此直溯历史长河的遥远上游。“考古专家甚至一度认为河姆渡人是世界上最早耕种稻田、生产大米、煮食米饭的先民。后来南方地区一次次的相关考古发现，一再改写和刷新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阶段的历史记录。”孙国平说，目前，1万多年前以水稻栽种为中心内容的稻作农业发端于长江中下游已成为植物考古界和农史学界的共识。

　　从井头山到河姆渡、田螺山，随着史前社会日益发展进步，出土的遗存也愈发丰富，让人不仅饱览先民质朴而勇毅的日常劳作生活，更窥见他们神思飞舞的心灵世界。步入田螺山遗址现场馆，孙国平为我们打开了河姆渡原始艺术宫殿的大门：一件件刻纹骨笄、一件件细巧的骨哨、一件件蝶形木器和鸟形木器……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河姆渡人思维的温度，以及洋溢在7000年前的浪漫情怀。

　　孙国平小心翼翼地从水盆里捧出2012年亲手发掘出来的一件双鸟木雕神器，它代表了河姆渡人独特的审美观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该木器用整块木料精细雕凿、镂刻而成，汇聚了圆雕、透雕、浮雕三种雕刻技法，出土时在场的人无不惊叹。

　　孙国平说，这件木器雕刻的形态是两只相向飞翔的神鸟，鸟儿的眼睛阴刻为圆涡状浅凹孔，原本可能镶嵌有银白色的蚌壳类材料。更加独特的是，整件作品呈圆弧形，线形颇似人的前额或圆形的木柱。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木雕神器的上端有5个凸起的部位，均钻有一个直径二三毫米的小孔，原本可能用于安插羽毛。

　　“由此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件木质羽冠，是当时氏族首领、巫师类人物举行祭祀活动时的一件重要道具。”孙国平说，随双鸟木雕神器同期出土的，还有20多件木蝶形器，宛如一只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很可能均为原始巫术、祭祀活动所使用的道具。

　　早期文明温暖摇篮

　　探寻长江三角洲史前人类的活动轨迹，河姆渡是一个独特的坐标。

　　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发现的史前遗址数量少、出土的文物遗存也少。直到70年代，河姆渡遗址甫见天光，就以其空前丰富、极其珍贵的文物遗存成为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代表。

　　那么，河姆渡文化来自何方，去往何处？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梳理此后浙江史前考古的一条脉络。河姆渡遗址就像拼图中最先浮现出的那一块，浙江大地上后续不断被发掘出的史前遗址，都免不了把自己的方位与河姆渡比较一番。

　　孙国平说，自河姆渡遗址发掘以来，40多年间，考古工作者一点点打捞“拼图”的碎片，逐渐拼凑出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浙江先民的生活图景。在河姆渡文化之前，有距今11000年到8000年的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以及可视为“河姆渡之祖”的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大致同期的，在杭嘉湖地区则有距今7000年到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在河姆渡之后，则有距今5300年到4200年的良渚文化，距今4200年到3900年的钱山漾文化等。

　　循着这条时间线，我们看到浙江先民文明程度不断成熟，以愈发骄傲的姿态行走在东方大地上。

　　井头山遗址出土了好几件开孔的木柄，孔的大小深浅刚好可嵌入一块打磨好的石器。只要石器外缠上麻布或兽皮，就能紧紧地和木柄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件带木插销的木器，发掘中，我双手在水下摸索，触摸到其精巧和独特的形制，内心一阵期盼和激动。”孙国平说，这样明显的榫卯结构，表明井头山先民的木作技艺已发展到超出我们想象的程度。

　　由此再经过数千年的精进，便有了田螺山遗址发掘时让孙国平惊叹不已的成排的粗大方体木柱子，即河姆渡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的遗存。这些建筑也普遍运用了榫卯结构。随着农耕在先民生产活动中占比的加重，骨耜、骨耒等原始农具也应运而生。

　　“从河姆渡时期的原始平均社会，到良渚时期的早期王国社会，其本质的变化是人的地位、财富的分化，平均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不平等现象。”孙国平说，“而人的分化首先是本领和能力的分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我们仿佛看到，河姆渡人和他们的后裔们，正是这样紧握着愈发先进的工具，勇敢地面对大自然的一个个挑战，最终走到了良渚，开启文明的大门。

　　文化基因深植血脉

　　“文化基因”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催生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和感动。

　　“你们一定要看看井头山人使用的‘鱼罩’。”在井头山遗址文物库房，孙国平打开一个有机玻璃罩，里面一块小土墩里，保存着一只倒置的用芦苇编成的篓子。在滩涂浅水区，渔民们经常用这样的罩子把鱼罩住，这样就容易抓住鱼了。

　　“我就是宁波人，小时候，有时还能看见身边的渔民用类似‘鱼罩’的竹编器抓鱼。而在发掘这片土地上8000年前的遗址时，竟然见到了同样的‘鱼罩’。”孙国平慨叹，“在辛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内心像这样会感到神奇的时刻，也是很难得和难忘的。”

　　这样的时刻，便是仿佛突然有一束光直射心灵，让人醒悟那些远去的、沉睡的甚至湮灭的古迹和遗产，实则早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投影，在我们的血脉里刻下印痕。

　　比如稻作农业技术，在江南近万年来传承不绝。仅在河姆渡文化各个遗址里，田螺山遗址晚期遗存中发现的稻粒，就比早期的稻粒更加饱满，显然是不断驯化的结果。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粒形态愈发接近我们今日的样子。同时，源自史前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经验不断积淀，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又如浙江引以为傲的陶瓷工艺，也能在河姆渡那些古朴的陶器上找到原始制陶工艺的线索。“河姆渡文化产生了最成熟形制的炊器——陶釜。釜这种器具的形制，如圜底、带颈部等元素，均在河姆渡时期定型，并一直传承下来。”孙国平说。

　　还有，在一枚12厘米长的骨笄上，河姆渡先民也不厌其烦地刻上细密的几何图案和植物花纹。而在烧火煮饭时支撑釜底的支脚上，他们也会戳刻出一幅憨态可掬的人脸形象。看到这些文物，你或许愿意相信，素以细腻精巧著称的江南性格，可能早在那时就已决定。

　　考古专家在河姆渡和井头山都发掘出土了保存相当完好的木质船桨，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浙江先民至少已开始在靠近海岸的浅海中航行，迈出了探索海洋的第一步，不啻为今日浙江拥抱海洋、建设海洋强省的先声。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一支长100多厘米的木桨，方头薄刃、背部隆起，柄首还凿有一个洞环，造型精美，保存完整。孙国平说，木桨背部双凸起的局部造型说明其可以被固定在船舷的对应结构上，与今天的划艇十分相似。孙国平把木桨从日常保存的水箱中捞出时，我们一时间觉得那哗啦啦的水声仿佛是从8000年前传来，充满开拓精神的先民正用力划桨驶向大海。

　　发现我们自身和史前先民的这种不可断绝的联系，正是涵养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孙国平说，河姆渡遗址发掘带来的震撼影响了余姚、宁波甚至浙江的几代人。“河姆渡是当年农村水利建设中被发现，田螺山遗址是企业打井时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是地质钻探后村民放羊时发现的。余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之强可见一斑。”孙国平说。

　　2013年，孙国平写了一篇文章《河姆渡四十年发现路》。如今，又是7年过去，井头山遗址的发掘告诉人们，这片土地还深藏着更多的秘密。“井头山是河姆渡的‘爷爷辈’，那河姆渡的‘父辈’在哪里？探索历史之谜不仅是我们考古人的基本职责，也是考古人维系公众的心灵通道。我相信我和年轻的考古人将来一定能回答这个问题。”孙国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