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稍有些文学常识者，不会不知道文学巨擘托尔斯泰，更不会不知道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但或许并不一定知道，托翁竟为安娜的卧轨自杀而失声痛哭，以至难以解脱。这则轶闻说，当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时，突然大哭起来，家人诧异、不解，托翁非常伤心地说：“安娜死了！”家人由诧异转为疑惑：你是作者，既然那么伤心，完全可以让她不死啊！托翁不停地摇头：“我没办法，她不得不死啊……”

　　无独有偶，浪漫主义文学大家大仲马创作《三个火枪手》时，也曾为笔下人物的“必须死去”而啜泣不止。这个人物是其非常喜爱的，也一度试图改变此人物的命运，然而却无法做到。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不由得伤心至极，饮痛而泣。

　　两位艺术大家，两部文学巨著，皆因无法随意改变笔下人物命运，并为此情感暴发、情绪失控。缘何如此？是创作内在所制约，由艺术本质所决定。

　　艺术创作是要构建一个世界，是作品存在的世界，作品的每一要素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且随着这个世界的构建，自然而然、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其应该出现的位置，构成浑然一体的生态（生存场）整体。作者在建构这部作品的同时，也将自己带入其中，在此境界中，作者已经不是创作世界的“上帝”，而是为进入生存场的每一元素的存在的载录者。释言之，艺术创作既非预先设计，也非随意设计，是以作品存在的“意志”为转移、所决定，并以作品世界的建构过程而发展、所呈现，作者是亲历者、记录人。文学创作如此，其他艺术门类也是这样。

　　当下有不少“作品”不能称之为作品，有一根本原因就是“设计”问题，或称精于设计、刻意设计，从创作起始、过渡、发展，一直到作品完成，每一环节皆已安排、早有预设。艺术创作当然可以谋篇布局、宏观架构，但刻意设计往往束缚创作、窒息想象，以至于以规制作，作者变成工匠，作品成为制品。

　　“设计”问题起始于何时，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恶俗现象长期存在，似乎未见曾有消停，而当下或值更甚时段之嫌疑。究其原因，或许与不少工艺制作笼统且生硬地“进入”艺术，而纯艺术领域又无法洁身自好，甚至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有关。除雕刻、陶瓷、壶具、瓶艺等纯属工艺制作门类不在本论外，书画领域熏染尚重、难辞其咎。一种画稿图样、几组图像形式，来来去去，反反复复，似乎有点儿眼花缭乱，但始终循环往复，不出左右，甚至成为师傅带徒弟的秘诀。此秘诀传承至今，有艺术前辈凡设计出一种画稿，就以此为母本，自得其智，乐此不疲，成批摹制。以至于突然有一天，面对大量的类同画作，许多收藏者难以辨认哪一幅才是自家的，出现无法“各归其主”之尴尬。此君可谓“设计画派”的祖师，可称绘画设计之极致典范。也有后学将所谓代表性画作发扬光大，进行流水作业、工厂化制作、成批量易之。藏家要说法、讨权益，本来理直气壮，可官司打不赢，足见藏在特殊性创作背后的文化层面的力量，积染太重，无以可撼。此辈同样不可小觑，可谓自我复制枭雄莫属。如此这般，艺术领域中的“设计”就有了不断传承、难以去除、连绵不绝的意味。

　　始终为人诟病的艺术创作的严重程式化问题，是“设计”带来的突出表现，也是外在呈现，但根本戕害的是艺术家的想象力、创造力，屏蔽的是艺术作品的生存世界，损害的是广大受众的审美情感，且连贯传导、恶性循环。以至于有西方人对中国水墨嗤之以鼻：看不出区别，基本一种模样，近乎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国人当然不以为然：东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水墨意象之道、玄奥妙趣。

　　“设计”对创作带来的戕害显而易见，可为什么偏偏有人乐此不疲？又似有争先恐后、前赴后继之趋？表面看，是求生存、图私欲，名利渴望作祟，如前面提到的“设计画派”的祖师、“流水作业”的枭雄之类。不可否认，有人凭一部或一类作品之势，开始设计运作，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有人念名思利、急于求成抄近路，进而误入歧途又难以自拔。实质论，是未入门、缺敬畏，仅仅在艺术的门外看了一眼，懵懂之中即操笔弄墨，又随行就市，何有创作感悟，何存艺术敬畏。漫说艺术从来就与功利效用无关，艺术史上又有哪几个大师，是因为求功利而成就艺术的。王羲之创作《兰亭序》，因有多处改动，遂生重写之意，然多次命笔，均逊于原创。事实是，重写自然就有了“设计”之思、生了“功利”之念，很难重回“曲水流觞”雅集之境，后作又岂有“兰亭”原创序文之妙趣天成？

　　入境就是进入作品之境，是艺术创作的高峰体验，是独有的、唯一的，既来不可期，又去不可止，并且，一次创作一种体验，一部作品一个世界，既没有通用的体验，也没有相同的作品。不管是艺术大师，还是从艺新人，每一次创作都是从零开始，每一部作品都不一定成功，这恰似加缪《西西弗神话》之西西弗推举巨石上山一样，一部作品的完成如同将巨石推上了山顶，随之巨石就会自然滚落下来，要开启新的创作，就得将滚落山下的巨石重新推往山顶……世语中有“轻车熟路”之说，或是指工艺制作，但与纯艺术创作无关。写过《白鹿原》的陈忠实，曾有“你懂个锤子”之怒言，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路遥，也有类似的苦语。前者言源因当地一位高官轻蔑其何不再写一部《白鹿原》，后者语出因拿不出进京参加这篇作品颁奖会议之路费。于是，“苦语”为艺术注脚，“怒言”为创作留念，作为两位文学大家的独有“体验”，演绎出西西弗壮歌的现代绝唱。

　　“设计”往往隐含着算计，是创作大忌、艺术（作品）天敌。中国艺术中有一笔决定一笔之说，唯有最后一笔的结束，才有作品的最终完成，而这最后一笔是由其上一笔所制约、所决定，依此类推，每笔都由其上一笔决定，既不能随意有无，也不能随意游移。如此，笔笔相生、笔笔畅达，笔笔建构作品生命，而艺术家唯有信笔由（性）灵“不断线”，方有资格、才有可能迎来崭新作品的诞生，而这崭新作品的最终呈现，往往是创作之初所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