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源于秦汉，兴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臻于鼎盛。在保留地方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它汲取南北文化的精髓，为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发展、丰富贡献了独特价值。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的背景下，研究和复兴徽州文化，助力“徽州”重回“江南”，深化皖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现实价值。

　　无论在地理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徽州与江南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地理上看，徽州属于原始江南古陆的一部分。据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在大禹治水后划分出来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和雍等州中，徽州属于扬州之域。从行政区划上看，从唐代到清代，徽州基本属于江南的行政管辖之内，唐宋时称为江南道，明朝称为南直隶，清朝称为江南省。直到乾隆二十五年，江南才正式分为江南省和安徽省。从文化构成上看，徽州文化与江南文化都起源于吴越文化。在长久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中，徽州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及文化构成都具有明显的江南色彩。

　　如果说吴越文化是徽州城市文化的起源、儒家文化是徽州宗族制度和社会伦理的依据，那江南文化就是徽州商业文化和审美文化的体现。三种文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融合，最后内化为徽州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秦汉时期，由于徽州闭塞的地理环境，山越文化特征相对明显；隋唐两宋时期，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世家大族的涌入，儒家文化渐占上风；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因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异军突起。对徽州而言，儒家文化和江南文化属于后天生成的文化，但二者的影响机制存在不同——儒家文化更多通过教育的方式、自上而下地灌输，江南文化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生成的，与徽州本土的文化基因更为契合。

　　与江南其他城市不同，徽州位于江南的边缘山区，城市文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不同于江南核心区域那种“青山隐隐水迢迢”“夜船吹笛雨潇潇”的开阔秀丽，徽州山高谷深，在水文化之余更偏向于山林文化。同时，新安理学的发展成熟将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徽州人因而成为践行宋明理学的一个典范。

　　“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光环，为徽州人赢得了较高的政治文化地位，但也让其背负了更多道德伦理的束缚。相对于江南其他城市的开放自由，徽州文化带有更多的“老成之气”。

　　同时，徽州文化还有明显的野性文化特点。这赋予了徽州人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与愈挫愈勇的坚毅品格。我们常说，越文化强悍、峻烈而轻生死。这种果敢坚毅的传统文化在“小桥流水”和“群峰参天”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得以流传下来，前者与江南水乡的柔美相融合，后者与徽州云烟竞秀的壮丽相得益彰。

　　历史上，徽州人为官者多为“御史谏官”，从商者亦“诚信笃实，孚于远迩”，烈女节妇更是“一邑当他省之半”，可谓“生民得山之气质”。

　　徽州因商业而兴，逐渐形成了求真务实的理性主义文化特质。新安理学求真知、重实理的文化精神，又进一步在理论上为其提供了合法地位。

　　早在先秦时期，皖南居民便沿着新安江南下进行贸易，以换取生存所需物质。徽州人也大体以务实的眼光来看待科举取士。至少从宋代开始，徽州便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朱熹外家祝氏便善于经商，“世以资力顺善闻于乡洲，其邸肆生业有几郡城之半”。

　　徽商足迹遍布全国，但所到之处最多的仍是江南地区，以至于流传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州人在积累财富之余，也积极开拓眼界，形成了精致细腻的审美文化，并改变着徽州本土的审美方式。

　　以服饰装扮为例，徽商将苏松地区流行的服饰带回家乡，出现了“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的局面。

　　除了日常审美从“朴素”向“精致”转变，徽商也不断提升其对高雅文化的审美素养。当时，徽州巨富之家热衷于遍寻“海内名器”，成为明清时期江南艺术品市场最活跃的群体。

　　总之，在江南文化的语境下研究徽州文化，既要分析其与江南其他地方的文化共性，也要正视其文化的独特性。正是徽州文化的一抹亮色，进一步丰富了江南文化的构成，为“吴侬软语”的江南增添了几分英雄义气。由此，江南不仅是“风细柳斜斜”“水巷小桥多”，也是“一溪练带如”“云峰秀复奇”。

　　同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擦亮江南文化品牌，除了要挖掘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优秀资源之外，也需要重拾徽州文化。没有徽州文化的江南文化，不是完整的江南文化。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