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京杭大运河末端杭州的朱炳仁自小就耳濡目染地接受着运河文化的熏陶，2005年12月，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古建筑专家郑孝燮、朱炳仁三人开始积极推进大运河申遗的步伐，三人也被称为“运河三老”。从京杭大运河成功申遗到运河文化带的提出再到运河沿线日趋繁荣的产业新貌，朱炳仁既是其中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北京商报：当初是怎样的契机引发了为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想法呢？

　　朱炳仁：2005年12月，罗哲文与郑孝燮到杭州开会，我前去探望，期间向罗老与郑老提起，自己为大运河上一座步行桥翻修的项目流产了。郑老说，这座桥建不成，咱们还可以搭另一座“桥”——通向运河申遗的“桥”。那时候距离长城申遗成功已经过去20年了，但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却遥遥无期。因为运河流经的省份和城市非常之多，并不归属于某个省份和地区，水利、文物、环保等多个部门都可以共同管辖大运河，所以缺失一个将大运河串联起来、推进申遗的掌舵者。

　　于是，我们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主任记者齐欣的建议下，连夜起草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并寄给了运河沿岸18座城市的市长。在次年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刘枫领衔58名全国政协委员群起响应“运河三老”的呼吁，草拟了“大运河申遗提案”。2006年，由国家文物局牵头，联合运河沿线35个城市共同参与的全国大运河资源调查工作启动。

　　这次考察不仅带动了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步伐，流经河南、安徽一带的隋唐运河和从杭州流经绍兴、宁波等地的东运河也申请加入到京杭大运河申遗的范畴中来。而这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热潮也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人们对文物保护的意识。

　　北京商报：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应该如何对京杭大运河进行保护？

　　朱炳仁：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把大运河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带既是文化带也是经济带，运河申遗成功已经让保护和传承成为共识，接下来如何利用好才是运河文化带工作的难点。运河文化带如何寻找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非常担心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会成为各个地区获得经济利益的工具，在重视商业化的同时忽略了文物保护。

　　北京商报：运河沿线未来产业建设的方向是什么？

　　朱炳仁：未来在运河沿线的城市应该将城市建设、运输和运河文化联系起来，将运河文化与城市风貌相结合，辅之以美术馆、博物馆等配套设施。运河文化将会变成中华民族与大自然相处共生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