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风骨和气节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传承性，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有关文人风骨与气节的典型，这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社会进步的逻辑使然，无论是动荡纷乱年代的叱咤风云，还是繁盛勃兴时期的埋头苦干，须臾离不开风骨与气节的引领和支撑。

　　风骨，语出《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论》“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而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意指人的刚正气概和俊雅气质。魏晋南北朝以降，风骨一词被用来衡量文学艺术的格调和品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风骨”篇，将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进行了详尽阐释和周致论述，风骨遂成为迄今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意味着文章诗词中端直言辞和骏爽风格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文重风骨，人更重风骨，后世往往用风骨来评价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用风骨来裁断一个人的德行和操守，于是风骨就成为一种高迈而超拔的人格境界。人格意义上的风骨大体由气概、气度、风范、操行、修为等诸多道德因素构成，常被古书典籍形象地表述为风骨凛凛、风骨棱棱、风骨铮铮等等。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风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承载和具象，表现在人的志向取舍和行为选择上，大都与作为重要道德标准的气节在逻辑上相提并论，尽管气节指的是个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价值取向，但作为一种操守标尺和价值标签，风骨和气节在国人精神文化中均表征着正向维度，在国人价值体系中均代表着高尚指标，素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所敬畏所崇尚所秉持所尊奉。

　　一、风骨与气节彰显华夏美德和东方神韵

　　风骨与气节作为一种道德风范和信念追求，在我国古代不同文人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风骨与气节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体现和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品质和精神状貌。假如一定要区分出风骨和气节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而言，风骨更侧重于古代文人精神内涵的纯正雅致，而气节则更注重于古代文人行为表现的浩然峻烈，简言之，风骨崇尚修身理念的阐发弘扬，如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人风骨的优秀范本，始终濡染和感召着后人。

　　文人风骨作为一种卓尔不群的道德品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因子和民族情结的重要载体。将风骨一词分解开来就是风度和骨气，其中风度源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培植，骨气则来自对民族大义的忠诚和对天下为公的坚守。古代文人风骨，绝不是专制的强迫和皇权的驱使，而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涵育和自我观念的塑造；绝不是高傲的士大夫派头和潇洒的绅士风度，而是一种魂系家国的责任承付和情牵黎民的使命驱策；绝不是学识的展示和才华的表达，而是一种格局的彰显与阔达襟怀的袒露；绝不是官阶的招摇和爵位的炫耀，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外化和内在品质的溢出。文人气节作为超凡脱俗的价值标准，“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态度和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中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气节拆分开来就是志气和节操，其中志气植根于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节操发轫于中华传统价值取向，古代文人气节，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皈依；是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价值选择；是“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的豪迈从容；是一种直抵宇宙天地和人性终极的正气浩荡和良知恣肆，质而言之，风骨和气节是垂范千古的华夏美德和遗世标高的东方神韵，深深浸润和熔铸在古代文人的血液里和精魄中，点绘和状摹着中华民族高贵的精神谱系和壮美的生命形态。

　　二、风骨与气节律动古代文人生命基调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风骨和气节？究竟哪类人可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和中坚？翻阅典籍检索史书，不难发现危难之际高昂头颅、坚挺脖颈的还是推崇“三不朽”的文人，其主要原因在于文人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忠恕等思想的滋养、教化和熏陶，掌握世道人心的症候和趋向，知晓救国济民的策术和路径，更富有理想追求和家国情怀，更具有担当自觉和正义良知，是引领时代走势的先进群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沧海横流，方显风骨原态和气节本色。每当国运存续和民族危殆的关键节点，文人士子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出正直声音，或直言极谏，或奋起抗争，力求以铮铮风骨挽狂澜于既倒，以凛凛气节扶大厦于将倾，希冀成为登高一呼的社会良心和打压不跨的民族脊梁。风骨和气节几乎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底蕴和基调，是他们“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依凭和标识，是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根底和源头，是他们于熙来攘往的俗世中保持心灵洁净和人格清白的底座和基石。

　　三、风骨与气节穿透历史擎举当下

　　风骨和气节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标的、正义凛然的表征、不卑不亢的刻度，解读中国历史，就是在品评文人的风骨与气节，就是在与无数金声玉振的民族英魂交流对话。不受司马氏拉拢腐蚀、宁肯在洛阳打铁的“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于刑场上弹奏一曲《广陵散》，完成了人生的精彩谢幕，其风骨与气节常在恒存；菊之君子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视民如子，守志不阿，其风骨与气节峻峭拔俗；在仰天大笑中吟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一代诗仙李白，狂放不羁，桀傲不驯，其风骨与气节傲岸卓群；屡遭贬谪流放但依旧吟咏“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世奇才苏轼，放达率真，疏狂自适，其风骨与气节磊落峻爽。这些中国古代文人的精英和翘楚，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以自己光风霁月般的风骨与气节，从庙堂走向江湖，从俗世走向审美，从庸常走向良知。

　　如果说西方文化把文人定义为风骨与气节的担当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把文人界定为风骨与气节的守望者和弘扬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定位为风骨与气节的化身。的确，中国古代文人的性情体系是一套恒常稳定的精神价值系统，无论是儒家的温和谦恭，还是道家的超然洒脱，抑或佛禅的灵慧顿悟，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历尽沧桑，饱经忧患，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当伫立于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巅，俯视社稷凝眸苍生时，眼神里闪烁的是孔孟的忠善仁爱、老庄的达观超然和佛禅的慈爱悲悯，这深邃而温情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国古代文人难以消蚀的风骨和永不褪色的气节：在朝与在野互洽，学统与道统相融，天下与自身兼济，政治抱负与自然生命同置，家国情怀与个人追求并存。中国古代文人无论信奉何种文化思想、展现何种精神姿态，这些生活于古典时代的鲜亮个体，大都潜蕴着一种被称之为风骨的高贵精神禀赋，氤氲着一种被称之为气节的坚韧人格质素；这些古老中华帝国的杰出宦游者们，修身不息、格物无穷，中正自持、宠辱不惊，以风骨和气节抵御功名和欲望的诱惑，以风骨和气节厘定高尚和卑下的边界，以风骨和气节树立起志昂意坚、傲世蔑俗、报国济民的英迈形象；这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子们，读书万卷，正心始终，集道德文章和诗情画意于一体，操持着强大的文化内省力，其风骨与气节既厚重又飘逸，厚重得如同踏在坚实的大地上，飘逸得仿佛进入如梦似幻的仙境中。

　　风骨和气节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传承性，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有关文人风骨与气节的典型，既见诸于典册史籍里，又流传于民间传说中，这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社会进步的逻辑使然，这表明风骨和气节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不因时空迁变游移而减弱消亡，可以说，无论是动荡纷乱年代的叱咤风云，还是繁盛勃兴时期的埋头苦干，须臾离不开风骨与气节的引领和支撑。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在中国民族五千年发展进程中，文人风骨曾如日月高悬于朗朗乾坤，文人气节曾似江河飞奔于万古千秋，不断书写和鸣奏着中华文明瑰丽璀璨的华章金曲；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文人风骨与气节一定会更加鼓荡奋拔、硬朗弥坚，一定能激发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