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准确理解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如何理解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时间、空间与主体三个方面。

　　时间的流动性。流动的文化大运河首先体现在时间。它历史悠久，从过往流淌到当下，是活着的遗产。大运河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距今已2500多年的历史，它的开凿、发展和兴盛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这条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运行最久的大河是一部流动的厚重史书。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是中国文化的记忆之场，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乡愁。

　　时间的流动性赋予大运河历史的景深，也吁求今人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去发现这条流动的大河。大运河文化流动性核心在于变迁。千百年来，大运河是一条不断发展变化的运河，历史上的改道、拓展、改建各个时代都在发生，如秦汉时期江南运河的形成、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唐宋开凿龟山运河等，明清京杭大运河的蓬勃以及与国运起伏相连的“废漕令”等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大运河流动在时间的长河中：无论是古运河还是今运河，无论是河道、行船、船闸衙署、码头、蓄水库乃至因河而兴起的历史城镇，还是全国各地的戏曲、文学、艺术、美食、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等都在流动不居的变迁中。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农耕时代的漕粮盐运、工业时代的煤炭物资、信息时代的ETC过闸系统，多重时代的文明成果压缩在这一线性、巨型文化遗产线路上。同一条运河尽显历史沧桑变迁的年轮，富于时间感的巨变流淌在不断变化的运河景观中，隐喻着变迁的中国。

　　如果忽略变迁的整体过程，只能看到停留在现在时空一个个凝固的点，而大运河文化绝不是静止的文化，把大运河看作历史遗留物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研究视角所架构起来的整套话语，带来的不仅是大运河本身的理论研究危机，也会造成大运河文化遗产在民族—国家文化体系的危机。变迁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生命”本质，包涵了它在具体时空层面生成、传承、革新的全部进程，标志着永不停滞的深层生命运动和丰富久远的历史文脉传承。

　　空间的流动性。大运河文化流动性还体现在空间上的传播，融通多元文化区域，勾连起自我与世界的想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突出的就是它流动中的文化融通这一卓越特质。

　　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域经过8个省35个城市的132个文化遗产节点，它不止是一条运输路线，也是一条文化大动脉，更是一个文化传播系统。从文化意义看，大运河既是媒介，也是内容；既是传播载体，也是文化符号，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多重区域文化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汇融通。然而，这种多重区域文化并不是杂乱堆砌，而是多元中的统一，因为大运河沿岸各特色地域文化均贯通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携带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正是在共同文化魂魄的统摄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会在历史的烟波中走向融合，成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地域文化在被纳入大运河整体文化时，又保有自身区域特色，如吴桥杂技、淮扬菜、扬州八怪、枫桥夜泊等等，都是大运河特色显著的文化符号，它们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有的还被大力发掘，着力提升，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大运河还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往来架设了便利的桥梁，其“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将平原、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运河文化本身的历史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这条文化线路勾连起中华民族自我与世界的想象，对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文化融通有两点有益启示：其一，文化的内聚力与适应性，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保有自我又联通世界。文化需要有内聚力，有文化记忆，同时又不是闭关自守，对外来文化敢于正面迎接挑战，不断发展创造，在固有文化血脉基础上吐故纳新、权衡取舍、为我所用。其二，在流动中关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评估不同文化主体的特质，形成新的社会文化网络，持续培养新的文化胜任力方式，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文化关切，能参与、对话并不断引领发展中当代世界文化，最终能为世界勾勒出一幅既包含中国、也包含世界，不分“自我”与“他者”的新世界图景。

　　主体的流动性。在大运河每一个具体的时空转场中，主体从不缺席，始终处于焦点——无论是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江淮，元世祖实现南北运河的全线贯通，还是明朝乡间老人白英建议下的南旺分水枢纽，这些具有时空感又携带个人生命意义的主体构成了大运河活的历史、生生不息的活力，充沛着历史创造的力量。

　　在大运河流动的文化中，主体也是黏合剂。主体黏合着空间与物象，无论是作为大运河实体的“形”，还是运河文化的“神”，无论是作为文化遗产本身的点、线、面，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传承人）、艺（核心技艺）、品（优秀作品）”，都在主体中水乳交融。主体黏合着时间与遗产价值本身，与世界文化遗产中已申报过的其他世界运河遗产比，大运河最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活态性与包容性，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古运河与不断形成的现代运河层叠累积，而近一半的河段依然忠实地发挥着航运的功能，这条大运河沉淀着历史/现实、主观/客观、实物/倒影、可知/未知的文化“第三空间”，每一个靠近它的主体都可以进行漫游者的历史寻根、美学移情与文化打捞，今人的创造还可以再汇集到大运河的流动文化中去。

　　现代社会是液态的、轻灵的、全方位与立体的流动，大运河原有文化空间也因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发生剧烈变化，它不仅仅是文化的“记忆之场”，还承载着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以及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总之，先人们的文化大运河流淌至今，当下的主体也必须将之继续繁荣勃兴。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