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这之前的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高书生认为，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很大程度上讲，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服务于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难点 

　　《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文化机构都“逼”上了互联网，各种“云演出”“云观展”“云旅游”层出不穷。高书生认为，面对井喷式的文化数字化消费，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而其中首要的是不充分的问题。” 

　　首先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虽然互联网上信息、内容琳琅满目，但体现文化自信、具有国民教育作用的内容占比并不高。 

　　其次是概念模糊。“我们现在分不清楚哪些是新业态，哪些是新体验，哪些是新产业。概念上也很不清楚，把一些新业态、新体验扩大化，取代了现在大量存在的一些产业形态，我觉得这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可取的。”高书生说。 

　　第三是数字鸿沟的问题。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企业，基本上都是数字化的“原住民”，但对大多数传统文化单位来说，需要跨越数字鸿沟，争取成为“移民”。 

　　第四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生产体系和以传统文化机构为代表的生产体系之间产生的碰撞甚至摩擦。高书生认为，这个摩擦和碰撞对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两者之间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例如传统媒体可以弥补新兴媒体的内容把关不足，新兴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体的互动性不强。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数字化时代，互联网触动的是消费，数字化撬动的是生产。发力供给侧、激活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生产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出发点。”高书生说。 

　　支撑点 

　　《意见》明确，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高书生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找准战略支撑点。第一个是文化新基建；第二个是文化大数据；第三个是文化数据资产化；第四个是文化体验场景化；最后一个是文化数据安全。 

　　新基建的概念是2018年年底提出的，“在宣传文化领域也有新基建，就是要形成独立于公网之外的国家文化专网，这是新基建的核心内容。专网的功能是服务文化数据资源的存储、传输、交易和文化数字内容分发。专网在生产上是闭环，消费上是开环。要强调的是，闭环不等于封闭，专网和互联网平台是无缝衔接的。”高书生说。 

　　为什么不用互联网？高书生表示，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一样重要，数据安全是第一位。如果生物基因被窃取的话，可能会被人用来生产生化武器，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被盗用或者篡改的话，可能会改写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 

　　文化大数据与其他大数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是文化大数据是供给侧的，我们要把中华民族积淀了5000多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和源泉，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在长江口上撒网捕鱼捞流量，而是要到唐古拉山开矿淘金，把中华民族积淀的文化资源这个金矿开发出来，变成生产要素。” 高书生说。 

　　高书生指出，当前有些文化企业的产业开发表层化，远没有深入到文化内部挖掘文化内涵。此外在表层化下又出现了许多营销概念，例如文创、数字藏品等，没有认真研究文化。“我觉得最大的所谓文化IP，藏于我们的民族民间文艺资源中，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做成IP。现在很多数据都已经做成了数据库，但大量数据库都是数据孤岛，没有联动起来。这次《意见》就是要把这些数据孤岛打通，从而实现数据的分享。” 

　　打通数据孤岛，需要实现文化数据资产化。如何实现？高书生指出，这次《意见》提了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是文化机构要把文化资源数据的采集加工挖掘与数据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中。第二是将凝结文化工作者智慧和知识的关联数据，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在“数据超市”出售变现。 

　　在高书生看来，文化数据资产化的核心是要解决数据关联问题。怎么做关联？第一是把零散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第二是把不同领域的专题数据库贯通；第三是把不同形态的数据（例如，图片、文字、音频等）关联在一起；第四是把数据源和实体关联起来。 

　　怎么做数据关联？主要分三步，第一步是按照文化统计框架的六个领域分类；第二步是根据专业性的知识图谱做编目；第三部是对数据特征进行描述标注。在数据关联的基础上，再通过在国家文化专网上搭建的“数据超市”来做交易。 

　　把加工出的文化数字内容，特别是文化体验产品，投入到文化体验场所中，高书生将之称为“大水漫灌式促消费”。数字化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分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上主要是指大屏和小屏；线下根据文化体验场所的规模大小分为三类：一类叫文化体验园，一类叫文化体验馆，还有一类叫文化体验厅。第一类主要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区；第二类主要是学校和商场。第三类包括社区、客厅等。 

　　关于文化数字安全问题，高书生认为，这是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根本问题，《意见》为文化数据安全设了三道闸门。第一道闸门是国家文化专网。专网与公网并存，这两张网物理隔离，互相之间不能串，数据的加工、生产都是在专网上完成。只有通过“数据超市”才能拿到数据，没有授权拿不到数据；或者委托有授权的文化产权交易所。第二道闸门是数据存储分布式。第三道闸门是标识解析可溯源。“从数据的资源端，到交易、生产加工、产品的运营、消费、体验，所有过程中都有记录，实际上就实现了全周期的数据安全。” 

　　目的  

　　在高书生看来，这五个战略支撑点连在一起就形成了文化大数据体系框架，通俗地讲就是“两侧四端”。两侧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四端是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 

　　资源端，是指文化资源的收藏和保管的机构；生产端，是指数据采集加工生产的机构，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参与到生产端；消费端，是指场景化的文化体验场所；云端，是负责数据的存储传输交易和分发。 

　　“理解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核心是掌握密钥。”高书生说，密钥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数据是核心要素；第二，数据的关联是核心生产力；第三，关联数据是核心资产；第四，数据的变现是核心驱动力；第五，数据安全是核心竞争力；第六，生产端、线、网是核心环节。 

　　“实际上，整个文化数字化是文化机构的自救，可以完全实现就地取材和抱团取暖。”高书生进一步解释道，可以依托已经建立的数据库，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形成国家文化专网；依托现有的文化机构和科技机构，搭建数字化文化生产线，生产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依托文化产权交易所搭建的数据超市，进行数据交易；依托文化教育设施，形成场景化的文化体验场所。 

　　高书生表示，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文化人从不擅长、不熟悉、不精通的事物中解脱出来，专心做内容。“好多做技术的人到这个行业中，不了解业务流程，没有站在文化人的角度去推动技术更新，就很难使之变成生产力。” 

　　“其实，最终目的是把整个中华文化全景呈现，让中华文明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随处可见。” 高书生说。（中国经济网记者 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