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徐悲鸿不仅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领域贡献卓著，影响深远，而且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藏领域亦有所涉猎。

　　徐悲鸿一生中对西画、中国画以及书法均有涉猎，西画对他的影响更大。不过徐悲鸿还是按照中国画的创作及收藏习惯在他的许多藏品上写下了题识，同时还为友人的古代书画藏品题写鉴识一类的跋语。

　　徐悲鸿的这些题跋文字使他和同辈的许多藏家大大拉开了距离。虽然张大千、刘海粟等人都极富收藏，并且同时参与创作，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在画作上留下题识。这一点看似微不足道，其实极为重要。因为对中国古代书画来说，收藏印、题识、著录、装裱这四个方面已然有机结合成了一个自足的专业体系，尤其是藏品上的诸多题识更是我们如今研究前代鉴藏家时极为重要的信息资源。

　　1918年3月，23岁的徐悲鸿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同事们一起观赏了紫禁城文华殿内的古代书画，写下了《评文华殿所藏书画》一文。从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悲鸿的品评方式整体上充满着浓郁的传统书画品评特色，尤其在措辞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如“五代黄筌《鹰逐画眉》幅，精神团结，情态逼真，虽无款识，诚非黄筌莫能作也”“宋惠崇《山水》卷，浑秀极矣。其画派在当时殆独创”等，显示出了扎实的传统书画学养。

　　此外，徐悲鸿在品评古代书画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多以西画中的审美与技术来考评中国古代绘画。虽然徐悲鸿在行文中不曾直接说出他的这一考评标准，但是具有一定西画创作经验的人都能感觉出来。

　　徐悲鸿尤其喜爱金农的作品《风雨归舟图》。在他看来，这幅作品是“中国山水画中的奇迹”，能与宋人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和周臣的《北溟图》比肩，并称为“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

　　徐悲鸿认为：“中国所有之宝，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其章法突兀，使人咋舌！全幅整写，无一败笔……另一作品为董源《龙宿郊民图》设色大幅。峰峦重叠，笔意与章法之佳，不可思议。”

　　这两幅作品整体画风严谨扎实，属于北宋时期的典型风格，就内在特质来说，吻合了徐悲鸿尊崇写实的审美追求。

　　其实，在未学西画之前，徐悲鸿已经具有较好的中国画笔墨功底。在留欧的8年时间里，他“一方面从宋元时代的绘画传统入手，另一方面参照西方学院派的写实造型手法，重建中国画的笔墨系统”。他的这一做法佐证着他的教育理念，同时影响着他的古代书画收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