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地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示地。如何建设好国家文化公园，是文旅融合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近日，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为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科学引领。本期智库圆桌邀请四位专家以四个文化公园为例，探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体制机制、区域整合、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数字化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对策，为新时代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出谋划策。

　　主持人

　　经济日报社编委、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 孙世芳

　　主持人：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公园建设？

　　创新体制机制补齐短板

　　邹统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公园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相较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辐射范围的广域性、管理主体多元性以及功能多元性的特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向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转型，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面临着管理粗放、资金匮乏、法律缺位和产品同质等方面的挑战。

　　首先，要实现整体性保护，还缺失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和稳定的管理机构。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其涉及范围广，权属复杂，跨省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目前的管理机构多为临时抽调人员组成的办公室、“专班”机构，没有编制，兼职性、流动性和临时性强。其次，资金缺乏保障，投资机制模糊。一是文化项目体量大，前期建设与后期运营所需的资金难以保障。二是文化工程注重社会性与公益性，投资回报时间长，短期内难以形成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三是缺乏资金投入的政策指导和长效机制，企业投资以何种方式参与公园经营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再次，立法司法缺位，监督监管失位。例如长城沿线各省市虽然出台了保护条例，但都是纲领性文件，保护立法和司法实践工作仍存在不匹配、不适应、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另外还有文化挖掘略浅，融合性发展不足。如长城文化公园，忽视对长城文化的深入挖掘，导致公众对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赋予的现实价值认识不足。此外，长城文旅融合形式大体相同，产品品牌辨识度低，存在同质化和低质化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稳定的管理机构，强化协调联动机制。建议按照“编随事转，人随编走”原则，从相关机构现有编制中调整划转建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组织机构，落实机构编制人员和“三定”（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方案，以减少人员的流失。此外，应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做实，由临时性协调机构转变为有专门编制和相应权责的固定机构。

　　建立有效协调机制。加强跨地区跨部门的协同协商，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合力。加强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经验，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第二，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建议中央设置专项资金，省级设置配套资金。中央财政设置的专项资金，应重点投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以及重大标志性项目建设，并对经济欠发达省份的上述建设予以重点倾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应设置省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配套资金，用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相关的文物保护、传承和利用。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构建“债券+基金”的社会资本投入机制。建议相关部门在地方专项债券中增设国家文化公园细类，以专项债券支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建议各地增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发展基金，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逐步完善捐赠机制，扩大社会捐赠资金规模。建议由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机构设专门部门统一接受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社会捐赠资金，不断壮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资金规模。

　　第三，坚持园区与社区融合，实现全民共建共享。建立面向公众的长城保护教育和社区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一方面，通过宣传长城保护理念，举办长城科普讲座，激发公众保护长城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广泛动员长城沿线群众参与保护工作，加强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园建设，坚持全民共建共享。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经营权出让给相关企业和其他经营者，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保护、管理、开发和运营的积极性，凝聚更多的发展共识与创新智慧。

　　第四，完善长城保护立法，建立系统性长效监管机制。借鉴国内外国家公园立法经验，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深化长城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和立法建议论证，推动保护、传承、利用理念入法入规。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和警察制度，加强执法力度。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此外，借鉴国际上国家公园“园警”执法制度，建立我国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警察制度，保证法律有效执行，威慑犯罪。

　　主持人：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均涉及多个区域，如长征文化公园，涉及沿线15个省区。如何加强区域资源整合，发挥整体合力？如何在文旅融合过程中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优化区域合作实现多赢

　　王兆峰（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不能仅限于各县市内的资源整合与利用，还应通过优化区域文旅资源和产业之间的空间配置，提高整体各要素配置的空间耦合效率，共同打造跨区域、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新平台。以长征文化公园为例，目前长征湖南段沿线各县市内文旅资源整合能力仍待加强，整体文旅融合进程有待加快。具体有以下几个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各县市政府需打破行政壁垒，厘清区域协同合作中“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理顺跨区域公园建设的管理体制，以区域整体规划统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跨区域建设，同时充分考虑各县市长征文化文物资源的特色，拟定差别化政策措施，通过充分调动各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各个园区的合作共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新局面。

　　二是加快推进区域间文旅资源整合工作。各县市需将具有重要意义的长征文化文物资源作为核心展示区，以此为基点，集聚周边省、县、市文化资源，形成集中红色文化展示带。充分发挥以点促线带面的辐射效应，构建文旅资源共享网络，突出区域长征文化品牌，打造红色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以协同联动牵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

　　三是重视区域配套设施的跨区域合作和统筹。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鲜明的公共服务性质，因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跨区域合作不能盲目一味地只关注文旅资源的整合，要基于区域整体规划和自身资源开发的需要，完善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保障区域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湖南省积极开展湘赣边、湘鄂以及湘鄂川黔片区区域合作，其中着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是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拓展产业带动功能，打造长征文化与乡村旅游、民俗旅游等业态相结合的文化旅游产品。如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是“半条被子”的发源地，是红色旅游实现脱贫的典型案例地。沙洲村以“半条被子”故事为主线，对周围环境进行艺术再造，将红色资源转变为红色景区，实现快速脱贫。借鉴沙洲村脱贫模式，各县市需以长征文化为地域品牌特色，通过提炼红色村落历史文化价值和景观价值，推动长征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相融合，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地区整体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以产业振兴实现乡村振兴。

　　主持人：国家文化公园集聚着丰富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的重要空间。请问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如何协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

　　实现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程遂营（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首席专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任务。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应把握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连续性和针对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保护宜采取以下路径。

　　第一，主题突出，重点保护。国家文化公园要围绕重大文化议题展开，突出重要文化主题，彰显民族文化特色，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要突出黄河文化根魂主题，讲好重要的黄河文化遗产故事，包括黄河变迁史、黄河治理史和黄河文化交流史，黄河河工设施、黄河古都遗址、黄河农耕非遗等重要遗产故事。

　　第二，主次分明，分类保护。国家文化公园可根据文化遗产的等级、种类、数量、规模、聚集度、组合形态等情况，分清文化遗产的主次，实施文化遗产梯度分类保护。国家文化公园应以最具中国特色、最具正能量引导、最具文化感召力的文化遗产为主，形成多区域、多层次、多类型文化遗产有序组合的保护格局。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要以黄河河道本体遗产和黄河沿线聚落文化遗产为主。针对黄河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如对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进行分类保护，对不同类型的非遗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第三，主体带动，集聚保护。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型考古遗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为核心，聚集一批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文化遗产集群并进行整体保护。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可以发挥黄河古都大遗址的主体带动作用，保护和展示黄河古都文化。

　　第四，主角彰显，活态保护。既要维系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化遗产与社区居民、非遗传承者、遗产爱好者的密切关系，也要增进文化遗产与当地的遗产陌生者、当地的新生代、外来的游客之间的密切关系，让文化遗产与他者之间建立生活联系、社交联系、情感联系等多种联系，推进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遵循创意化、生活化、IP化、智慧化、共享化原则。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宜采取如下路径。

　　第一，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标识体系。国家文化公园要提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符号，将这些文化符号充分融入到国家文化公园及周边区域的旅游标识体系之中。例如，在河南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可以在二里头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等遗址遗产中提取文化符号，融入到国家文化公园的LOGO、IP标识、交通指示牌、全景图、导览图、景物介绍牌以及其他旅游服务设施标识等。

　　第二，文化遗产进入旅游景观序列。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本体可以成为旅游休闲者直接观赏的原真性景观，也可以通过创意转化为建构性旅游景观。文化遗产景观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原真性，构成国家文化公园的持久魅力。而文化遗产创意转化为旅游景观，要结合旅游者的审美需求和时尚元素，在景观颜色、线条、结构、规模、载体、文化要素等方面，符合当下和未来的旅游审美潮流。

　　第三，文化遗产转入旅游体验项目。文化遗产要充分利用创意设计和科技手段进行“活化”，为旅游休闲者提供融旅游多要素于一身和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体验项目。例如，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可以将黄河埽工、黄河号子等遗产转化为旅游体验项目，让旅游者体验黄河埽工制作和吟诵黄河号子，在体验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切实价值和文化魅力。

　　第四，文化遗产嵌入旅游多元业态。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要考虑游客的多元需求，要充分融入旅游产业的多元业态。例如，以物质文化遗产为投影载体的灯光秀，以物质文化遗产为实景背景或仿实场景的沉浸式演艺，将非遗融入场景的康养旅游、旅游民宿等业态，都可以成为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形式。

　　主持人：数字化建设对于促进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创新利用，加深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请问数字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数字化满足多领域需求

　　李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教授）：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是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保护和利用的基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边界、保护、教育、遗产、娱乐和旅游等多领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也应充分考虑多角度、多领域需求。

　　第一，高站位统筹规划，促使数字文化资源系统化。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工程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实现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展示和数字化管理。作为数字平台数据支撑的数字文化资源，必须系统化构建，以满足文化景观规划、文化遗产陈列和展示、文化遗产内涵挖掘、文化遗产旅游演绎、管理等多领域需求。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平台建设为例，数字平台建设在非遗数字化展示和利用、研学、数智赋能、服务体系标准化管理等多维应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大运河文化内容与旅游空间的关联、历史遗存与当代价值的关联、文旅资源与人类情感的关联，实现多时空维度、多空间尺度、多要素资源的集成。

　　第二，彰显文化新高度，促进数字博物馆集群化发展。数字博物馆将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纽带，丰富传统博物馆的多元价值，为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手段。例如，自2019年开始进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来，我国目前建成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大运河翰林博物馆、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等多家大运河主题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分布在浙江杭州、江苏扬州、北京、河南洛阳、安徽淮北等地，从大运河历史阶段、水系特征和分段、流域、文化、旅游以及经济等多视角展示大运河景观、遗址、文物和文化。

　　第三，挖掘新时代文化，促进数字文化创新多元化发展。建议挖掘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符号，将富有文化历史底蕴的文化遗产与高新技术和智慧化社会相链接，实现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在生产、销售等环节中使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的生活中，实现文化遗产创新性利用和“自我造血”。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挖掘国家文化公园在新时代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涵，开发文化IP，促进文化遗产成为新潮元素，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拓展文化创意IP产业链，构建新的产业增长极。例如开发数字动漫和衍生游戏，创作相关文创产品，进行线上线下展销，焕发文化遗产新时代活力。开拓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品市场，同时传播传统文化遗产，促进更多人以更加多元方式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5G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在数字空间里呈现运河风貌，展现运河文化的创新创造。去年11月发布的国航专属游戏《云伴旅程》是挖掘大运河IP和数字跨界赋能的典型文创案例。浙江杭州拱宸桥建筑考古研究与复原性展示项目，利用三维建模技术为考古研究、教育开发、公众展示等提供支撑，活化拱宸桥的同时，也为文创提供文物素材和数据。

　　第四，创造沉浸式体验，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的数字化建设可以从文学、艺术、文物、美食等角度与受众交互，集教育、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数字化展现国家文化公园古今风貌。在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创数字创新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文化资源融入旅游产品和路线中。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历史村镇和文化街区不同时代、不同业态的生活情景进行虚拟修复和再现，活态展示相关历史故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基于大数据技术对游客行为进行模式分析、口碑分析、旅游热门路线分析等，推动国家文化公园的服务提升、优化和创新。例如，数字文化关注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文化属性、教育功能的开发，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发研学旅游产品，传承大运河文化，促进大运河文化形象宣传和投射。数字旅游有效整合文旅企业，促进文化旅游景区、酒店智慧化管理，健全企业形象推广和营销体系，提高文旅企业综合运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