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24日讯（记者 成琪）2020年9月24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等5项重要考古成果。这5项成果聚焦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新发现。

　　出土距今7700年左右的炭化黍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冀蒙交界的坝上草原地区，该区域地处浅山丘陵区，属于阴山向东延伸的余脉。距今8500－5200年。

　　遗址第一至三期遗存出土动物骨骼数量巨大，种属有牛、鹿、羊、马、猪、狗、鸟、兔等，其中牛、鹿比例较大，还有少量鱼骨。

　　遗址第二至三期遗存出土大量植物遗存，除木炭外，有栽培作物粟黍以及野生植物山杏、大籽蒿、藜等。其中，黍是我国目前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黍类遗存之一（约7700BP）。出土的黍则是中国北方地区粟黍驯化和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证据。

　　兴隆遗址野牛肢骨堆积 国家文物局供图

　　通过与区域内调查或发掘的其它遗址对比，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初步推断，距今8500-7000年前，兴隆遗址应为区域内少有的常年性居住聚落之一。

　　“对于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来说，兴隆遗址发现的栽培形态，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地区在7、80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种农业采集人群，或者向农民过渡的阶段。这也是一个比较颠覆性的认识。”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庄丽娜说。

　　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

　　在井山头遗址没有发现之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国平主任一直在思考：中国海洋文化从哪里、在何时起源？之前为什么浙江、江苏、上海没有发现贝丘遗址？河姆渡文化来自于哪里？

　　直到有一天，孙国平无意中在田螺山遗址不远处发现贝壳和早期陶片在一起，于是有了井山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最终出土了丰富的海生贝壳、渔猎动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这些物品显示出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环境研究的重大突破。”孙国平兴奋地说。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考古发现了食物储藏坑、露天烧火坑、生活器具加工制作区等。经国内外多家实验室碳十四测定，井头山遗址的年代距今7800～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

　　出土海洋软体动物贝壳 国家文物局供图

　　出土遗物与河姆渡文化器物有一定相似性，又有明显差异，在纹饰、制作工艺及生业方式等方面均具有鲜明个性。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河姆渡文化起源以及与相邻文化的关系，完善浙江史前文化谱系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井头山遗址埋深5～10米，这是迄今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沿海贝丘遗址，也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遗存包含浓厚的海洋文化因素，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孙国平认为，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中国古海岸线发展演变及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难得案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是海洋环境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是沿海地区早期海陆环境巨大变迁过程目前唯一可靠的证据。”

　　宫殿建筑可能是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一直备受关注，本次考古成果主要是确认宫城内最大宫殿建筑ⅠFJT3是迄今发现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近8000平方米。“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看来，该建筑基址延续使用时间长，显示出特殊的功用，或为“殿堂”一类建筑。“我们国家的建筑几千年以来，包括故宫到今天也是有内城外城，内城或者叫做皇城或者叫做宫城，这种模式其实很早至少4、5000年就已经存在了，至少陶寺就是一个例证。它的意义就在于这。”

　　一个距今5900-3800年间石家河遗址群聚格局

　　历时6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又有了重大发现，确认了谭家岭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区、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区，初步勾勒出距今5900－3800年间石家河遗址群聚落格局及其演变过程，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群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一步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专业化与社会分层化的总体趋势。

　　其中在印信台大型祭祀区的文化层堆积中包含着大量陶缸、陶杯等碎片及少量人骨残骸，年代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

　　三房湾东台窑场发掘 国家文物局供图

　　部分套缸之间存在明显的叠压关系，如套缸3叠压套缸4、套缸4叠压套缸6。陶缸均为夹粗砂红陶，器形以宽折沿深腹小平底缸为主，纹饰以横向宽篮纹居多。

　　谭家岭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其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谭家岭虎座双鹰珮 国家文物局供图

　　三房湾遗址文化层揭露至第6层，第2层属于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第3-6层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出土数以万计的厚胎红陶杯残件，发现的遗迹多属与制陶有关的窑、黄土坑等。其中，开口在第3层下的遗迹比较丰富，主要有黄土面、黄土坑、窑、烧土面、洗泥池等。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勤所长认为，本次三房湾遗址的发掘，再次揭露出大量的红陶杯堆积，还发现一个小型陶窑，仅存底部，但结构清楚，同时还发现数个红陶杯叠烧在一起的现象，这为三房湾作为大型专业制陶作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可以认为这里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方勤说。

　　4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中等级意识和丧葬礼制

　　石峁周边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调查和发掘是石峁大遗址考古工作和“考古中国”重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在周边石城聚落调查取得新进展，新发现龙山时代石城20余座，遍及榆林地区黄甫川、佳芦河等黄河一级支流流域，面积从数千平米到400万平米不等，规模差异明显，其中府谷寨山石城约60万平方米，属于石峁文化的二级聚落。“如果说石峁是整个石峁集团或者王国的都邑性质遗址，寨山可能是相当于市一级的。”

　　壁龛器物出土状况 国家文物局供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邵晶副研究员认为，这次发现的21座石峁文化墓葬，形制特征鲜明、器物组合典型、等级区分明显，弥补了石峁遗址墓地被严重盗掘的缺憾，填补了石峁文化研究的空白。

　　“与以往朱开沟、新华、神圪垯梁等墓葬的发现一同构建起石峁文化墓葬的基本框架，是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的重要考古学材料，体现了4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中等级意识和丧葬礼制。”邵晶说。

　　延伸阅读：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开展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纳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战略布局。

　　201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积极推动各级文物部门、考古机构和高校谋划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大研究项目，陆续凝练成型“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重大考古项目，陕西石峁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山西碧村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新疆通天洞、西藏梅龙达普等考古工作取得重要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人类繁衍演化、文明发荣滋长、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以及以中原为核心的古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丰富翔实、无可争辩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