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将呈现的十大趋势

2020年09月01日 08:17    来源:经济参考报    金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日前发布报告称,“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呈现十大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态势。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后需求恢复相对滞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为对冲疫情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进一步推高全球债务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第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十四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中、美、欧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强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第三,全球治理向多极化方向加快重构。此次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顾化”,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冲击下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大政府”时代可能回归。

  第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据测算,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将迈过高收入门槛线。此次疫情将加速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进程,并带动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至5.5%左右。“十四五”末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创新引领特征强化,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第五,数字经济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并引领产业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同时,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预计二产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三产比重将持续提升至60%左右。在数字化带动下,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

  第六,经济社会复杂性提高导致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老龄化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与之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的压力将持续增大。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将成为“十四五”时期补短板的重点。

  第七,要素集中化网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区域集中化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布局更趋网络化,进一步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

  第八,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

  第九,对外开放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应对国际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某些西方国家对我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

  第十,伴随中等收入群壮大收入分配调整进入关键窗口期。“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至3个百分点,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按照世行标准计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初步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国内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并增大我国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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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金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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