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刘士林教授在“文化2030”国际会议上的演讲

　　此次论坛主题是“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此时此刻，不由得令人想起两位学者：

　　一位是中国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1920年，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的他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句话：“西洋村庄与中国村庄大同，唯城市异耳，犹之乎小孩儿初生之哭声同，而长大后言语不同。”

　　另一位是美国的城市史家芒福德先生，1961年，他的名著《城市发展史》在英国伦敦出版，其中也有一句话：“从生态上说，城市与农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谁能离开而独立生存下来的话，那是农村，不是城市。”

　　前者很像《三字经》里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中西差异主要表现在城市，乡村则大同小异；后者的观点和一般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即不是农村离不开城市，相反却是城市离不开乡村。

　　两位资深学者的观点，对我们这次的探讨很有启发。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历史村镇，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学术术语，在中国的相关统计中亦没有对等的范畴。从历史村镇的字面含义出发，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在空间形态上，主要包括镇、村两级；在时间层面上，必须是历史延续的。

　　另一方面，从城市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城市离不开乡村”成立，那么“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的主题就具有更为深远和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全球化问题，历史村镇内部的差别不大，因此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大体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特色文化小镇

　　在中国讨论历史村镇，需要明确相关的保护对象和利用情况等。

　　具体来看，它大体上涉及三种类型：一是原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二是原建设部、原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组织评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三是作为特色小镇类型之一“特色文化小镇”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类型存在交叉统计和重复认定现象，如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后来又入选“特色文化小镇”或“中国传统村落”。为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梳理。

　　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住建部等先后公布了第一批（646个）和第二批（915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11月，第三批名录公布。截至2014年11月，“中国传统村落”总共为2555个。其中，云南、贵州、广东、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西有1720个，约占总数的67.3%。

　　关于“特色文化小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统计概念。

　　广义上的“特色文化小镇”是指围绕文化产业的某个或某些门类，集聚融合众多上游、中间和下游产业，发展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完整价值链，如文化旅游小镇、文化体育小镇等。

　　狭义的“特色文化小镇”主要指文化产业内部企业、产品高度集聚，生产和销售专业化、规模化程度高，在文化产业的某个或某些门类形成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如一些地方的音乐小镇、非遗小镇等。

　　以2016年国家级特色小镇和省级特色小镇（共计1286个）为样本来分析，目前计有798个广义的“特色文化小镇”、狭义的“特色文化小镇”60个。

　　关于历史村镇的现状和问题，以“中国传统村落”为代表，可初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相当一部分甚至尚未设立村委会。

　　第二，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传统村落生存状况有所恶化。2000年到2010年，我国自然村落从363万个减至271万个；2005年到2013年，古村落由5000个下降到不足3000个。

　　第三，政策供给正在加速。特别是，相关部委先后发布多个与历史村镇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这是令人欣慰和值得期待的。

　　重建“工业与农业的共生互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一体”

　　农村与城市的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中国古代，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写有《归去来兮辞》，其中第一句就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在西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反对晚睡晚起的“宫廷生活”，因为后者是“不自然和不健康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历史村镇进一步面临颠覆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全面萎缩，二是以实用理性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文化日益式微。

　　当下有一句流行的话——“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就是对这种尴尬处境的写照。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历史村镇的主体功能正在发生巨变。

　　从生产方式上看，历史村镇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尽管也会有商业和副业的存在，但后者大体是从属的、次要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遭受巨大冲击，直接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个是乡村的贫困或相对贫困加剧，另一个是乡村人口的流失或“空心化”现象。

　　这不仅是工业化带来的深刻教训，也是当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目的就是以城带乡、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等。

　　从文化传承上看，历史村镇的文化主体是耕读文化。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方式，是有着永恒魅力的农业文明遗产。但随着现代工业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现代城市文明一步步席卷了朴素、自然、随遇而安、节奏舒缓的田园生活牧歌。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昨日入城去，归来泪满巾”到现当代不少作家写过的“人到城市就变坏”，都体现了对这一现代历史进程的“不理解”与“不适应”。

　　在小农经济退场后重建一种新的“工业与农业共生互动”的生产方式，在耕读文化退场后重建一种“传统与现代融合一体”的文化体系，是中国历史村镇、中国城市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

　　既要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更要致力于经济基础重建

　　为了应对挑战，中国历史村镇也在不断求索。改革开放以来，至少形成了三种模式：

　　一是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思路和模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为中心，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给予财税优惠、动员社会参与等方法，使青黄不接、濒临灭绝的村镇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它的优点是保留了“火种”和“基因”，问题是很难形成具有自身造血功能的经济模式，因而常常处于生存压力之下。

　　二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模式。

　　这是一种以工业化带动历史村镇复兴的模式，目的是为凋敝的村镇找到新的生产方式。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没有经济振兴，就没有村镇复兴；但如果只有经济的振兴，也未必有村镇的真正复兴。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历史村镇最后都变成繁华城市，或多或少都失去了乡村文明的精髓。

　　三是以乡村旅游业为核心的商业化模式。

　　这是一种以商业化带动村镇发展的模式，最终往往把历史村镇变成了热门景区。其最大的问题是为了商业利益，把大量异质性的建筑和功能嵌入历史村镇。

　　但客观说来，这些探索是必然的，相关的代价也没有白白付出。理论上讲，历史村镇要走向未来，必须妥善处理文化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基于实践的检验，一个理想的方式自然是文化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和谐互补。

　　前者聚焦找到历史文化传统最适合的传承方式，避免出现“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尴尬；后者致力于找到最适合历史村镇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解决由于经济基础不稳而一切都不稳定的痼疾。

　　40多年来中国历史村镇的发展，为解决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或者说破解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争议，提供了经验依据。归根结底，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历史村镇的复兴和发展，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经济基础重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传统小农经济体系崩解后的巨大空白。二是拯救历史村镇，既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把构建适合历史村镇的现代产业体系放在重要的位置。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意味着把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事实上，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也能决定一个时代的文化生产。没有现代经济基础和新型产业体系为支撑，历史村镇就不可能获得延续、发展的物质条件。

　　以一些特色小镇为例，由于在起步阶段不是通过产业导入以求集聚人口和资源，而是采取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城镇化”模式，把农村当成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的“乐土”，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历史村镇复兴，反而带来了“建设性破坏”。

　　有鉴于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出《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把防止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当作一个重要的治理任务。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破解过度商业化和产品同质化问题

　　由于现代产业体系十分复杂，同时鉴于历史上的教训，因此仅仅知道“历史村镇需要产业支撑”是不够的，还需深入研究和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符合历史村镇需要的产业。

　　由于基础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因素，新兴高端产业“看上去很美”，但并不适合历史村镇。目前，一些历史村镇主要承接城市淘汰的落后产业或从事产业链低端的配套服务，面临着日益紧迫的转型升级压力。

　　新形势下，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和促进旅游业与农业、林业、水利、工业、科技、文化、体育、健康医疗等产业深度融合，为生产功能逐渐弱化、自然文化资源独特的历史村镇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业，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对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吸引青壮年回乡创业，进而恢复历史村镇的生态和生机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进一步发挥特色旅游功能的基础上，也要防范和解决一些突出问题。

　　一个是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以一些主打江南水乡旅游的历史村镇为例，曾有媒体批评它们“十步之内，必有蹄 ”。这主要是因为在成功吸引大量游客之后，历史村镇的商业功能有所膨胀。人们在其中越来越难以产生真切的江南水乡体验，结果自然是“来一次就不会来第二次”。

　　另一个是产品同质化的问题。旅游业的同质化，在国内已是不争的事实。它起始于“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宿命则是“我搞不好，你也搞不成”。

　　如果说，过度商业化是商业功能挤占文化功能，那么过度同质化则是形式泛滥造成内容贫困。一言以蔽之，旅游业为商业所绑架，遗忘了“内容为王”的基本原则。

　　可见，对历史村镇而言，最适合的产业不是简单的旅游业，而是新型文化旅游产业。这是一种最大限度利用自身优势、最低程度破坏传统遗产、最大可能发挥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的新型产业。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历史村镇发展旅游业，必须深入研究历史村镇的文化资源，真正把它们融入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中，构建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良性循环关系，进而解决内容供给不足和历史村镇文化的无所寄托问题。

　　以此为依托，中国历史村镇的理想未来，应该像明清繁盛时期的江南村镇那样，环境优美、生活富裕、商业兴旺、教育发达、秩序井然……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有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回不去的故乡”或“梦里的东西”。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城市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教授，兼任东方文化与城市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