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不将占道经营、流动商贩等列为文明城市考核内容,地摊经济很快就火了,城市里的烟火气回来了。说起中国古代城市里的摊贩及其带来的热闹场面,还得追溯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坊市制转为街市制,从农业城进化为商业城,北宋王朝的东京汴梁商业气氛浓厚。　

　　城市商业氛围浓厚

　　展开《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热闹”两字迎面扑来。正如评论家吴宽所说:“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

　　张择端的画笔,描绘的是北宋末年徽宗时代汴梁郊区、城内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在汴河边上。据统计,当时汴梁城人口有26万户,如果以每户5个人计算,总共130万人左右,再加上常年驻军约有40万,差不多有170万人口。在当时,汴梁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在宋代之前,中国流行的是坊市制。坊是居住的区域,外部有坊墙封闭,坊与坊之间靠街道相连,构成了棋盘式的城市格局。市是商业区,不仅集中设置,而且定时启闭。偌大的唐代长安城,只设置了西市和东市两个商业区。因此,古人采购东西是件非常麻烦的事,经常需要多处奔波。在《木兰辞》里,花木兰为了置办齐参军的装备,甚至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汴河即是隋代大运河的通济渠。唐安史之乱后,江南兴盛,汴河成了运输江南税赋物资到长安、洛阳的重要航线。向北可入河北,向东北可入山东,向东南可入江淮,向南可入鄂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宋代城市商业氛围浓厚,还有个重要原因:宋太祖开国后重文轻武,放任土地兼并,允许甚至鼓励官员经商,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官员利用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茶业、盐业、木材业领域尤为严重。就连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也广占土地兴建邸店,成了大富翁。

　　上行下效,人人热衷于发展商业,所以宋代的商业气息空前浓厚。官府、官权富贵及平民百姓,争相在汴河沿线黄金地段建造酒肆、邸店,开展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

　　小商小户居多

　　由于五代十国连年战乱,东京汴梁的城建并不系统,城内甚至很难找到笔直的街道。加上拆迁阻力大,一直没能形成长安城那样的棋盘式格局,反倒是沿着汴河这条黄金水道周边,会聚起大量的商业经营者,形成独特的城市风景。

　　《清明上河图》中所展示的河市,是图中描绘最精彩的部分。河中船只络绎不绝,首尾相接,有的沿岸停泊紧张卸货,有的逆流而上满载货物。船夫摇橹撑篙,纤夫齐心拉纤；河边商铺林立,四方商贾、京城市民在此洽谈宴饮作乐。

　　内城的业态就更丰富了。大街上有骑马的,有领着骆驼队出城的,两边有临街做生意的。“香丰正店”是全画里最醒目的店面,酒店大门前面扎着缛丽的彩楼欢门,挂着彩球,这应该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酒店。

　　“民以食为天”是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里提到,东京汴梁有100多家店铺,其中酒店、饮食店占了一半以上。高档的酒店叫“正店”,有72家,“香丰正店”就是正店,拥有造酒和卖酒的资质。画图中还有众多食品店。东京汴梁的食品店分北食、南食、川饭店三种,口味丰富。这些食品店里有规模较大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动二十余炉”；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需要雇几十名工人劳动。

　　不过,干餐饮的还是小商小户居多。在《清明上河图》里,除了“孙羊店”这样有名有姓的大食品店,随处可见的是那些沿街叫卖者。勤劳的他们,给生活在城里的人提供了方便。

　　当时的人们广告意识已经挺强。在图画中可以看到“王家纸马店”“饮子”“香饮子”等各种市招。当然,多数业户连市招都不需要,货物往那一摆,就知道是卖弓箭、车具、木器、书画、笔墨、水果的。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商业经营时间大大延长,兴起了夜市与早市。《清明上河图》中有多个店家使用了灯箱广告,如“正店”“脚店”。灯箱类似于现在的霓虹灯,是店主人在夜间招徕顾客用的,遍布的灯箱体现了北宋夜市的兴盛。

　　宋徽宗年间,夜市尤盛。《东京梦华录》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关于早市,《东京梦华录》亦有描述:“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

　　竖立“表木”,禁止商贩“侵街”

　　与现在一样,满街的商贩,同样考验着北宋官府的城市管理智慧。

　　伴随着临街商铺的产生,占道经营的现象也日益突出,当时称之为“侵街”。在图画中,各种违制侵街行为直接改变了街道面貌。沿街搭建的各种凉棚、摆放在街路上的桌椅等,把街道空间作为店铺空间延伸,大大缩减了道路的宽度,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现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此官府设立“街道司”,负责维护城市秩序,甚至会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但是,在执法过程中,官府会考虑普通民众的不易,柔性操作。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申请强制拆除侵占街道的民房,“上以劳扰不许”。元祐五年(1090年),范祖禹上书宋哲宗,建议对侵街的民房,“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为规范摊贩经营,宋政府还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清明上河图》的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

　　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至于妨碍公共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