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开始了文明交流的新纪元。

　　17、18世纪的来华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国典籍，并和中国士大夫广泛接触，一方面促进欧洲宗教、科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欧洲的学术界也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近200年间，两者之间的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在文化上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典籍打开欧洲新视野

　　他们用欧洲的语言翻译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逐步地呈现在欧洲人的面前。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1687年在巴黎被翻译和出版，导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儒、释、道以及宋明理学所重视的《易经》，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后面要翻译的《四书》做了总体性的介绍和铺垫。之后是对《大学》《中庸》《论语》的翻译，译文的后面是《孔子传》，其中附了一张孔子的画像。在这幅画像中，孔子身着中国古代传统的服装，手拿一牌，后面的背景结合了孔庙和西方图书馆的风格。这幅孔子画像是当时欧洲人见到的第一幅孔子的画像。孔子画像后面是传教士柏应理所编纂的《中华帝国年表》和《中国地图》。这份年表在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7、18世纪200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计456人，他们大多数成为了御用的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园林设计师等，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他们向欧洲输送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并且带去了中国的工艺品，这对欧洲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西交流的过程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别。“西学东渐”在当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了少数中国官员和上层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中学西传”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在18世纪，中国正好处在了“康乾盛世”中，而欧洲仍然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时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将一幅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欧洲人面前时，立刻引来欧洲无比的惊羡。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人对中国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公元1769年，曾有欧洲人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出名。”

　　中国风物成为欧洲新时尚

　　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的表现，大致可以分成俗和雅两个层面。

　　所谓俗也就是浅层的，指的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于中国所表现的狂热。而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的商品，收藏中国的器物，了解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建筑、园林等。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有的时候会出现某些误读。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甚至带有一些不太理性的成分，所以它的特点是一种时尚，而不是一种思潮，往往有从众和随大溜的心理。

　　所谓深层的雅的“中国热”，指的是在欧洲的学者、思想家这些知识分子中对于中国所表现出的巨大的兴趣、关注和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进行比较深刻地分析研究外，还将中国作为了参照物来探讨欧洲自身所发生的诸多问题。它的特点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为欧洲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去寻找有益的借鉴，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从公元1697年，法国和中国正式通商之后，中国的工艺品、摆设、家具、纺织品、挂毯、绘画等蜂拥而至，朝野上下形成了一股追逐中国事物的时尚，对于欧洲的园林风格、建筑艺术、绘画、工艺美术、文化生活、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历史的影响，形成了欧洲建筑艺术史上的洛可可风格。这种“中国风”体现在了中国式园林建筑在欧洲的盛行中。直到今天，在瑞典皇宫的中国宫、英国乡下的一些中国式亭子、在德国波茨坦的无忧宫等都还可以看到具有中国风格的建筑。1762年，欧洲第一座中国塔在伦敦西南部的丘园，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皇家植物园落成。这座八角形的砖塔共10层，高约50米，是当时欧洲仿建的最准确的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在欧洲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其后许多地方中国式塔的模仿对象。

　　中国文化激发欧洲新思想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

　　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无不以中国文化为思想素材，对中国进行自己的思考，从中汲取文化滋养，提升“中国热”的精神层面。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被称为18世纪法国精神领袖的伏尔泰，就是启蒙思想家中了解中国最多、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他曾经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自称是“孔庙”大主持，非常推崇孔子的道德学说。伏尔泰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地提出，“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的是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伏尔泰读中国《赵氏孤儿》的翻译本后心潮澎湃，认为人们从这出戏中所获得的对于中国的认识将会远远超过以前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于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闭门写作，把《赵氏孤儿》改写成了《中国孤儿》。公元1755年8月，《中国孤儿》在法兰西戏剧院上演，连演16场，盛况空前，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中法文学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赵氏孤儿》讲的是忠信仁义。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则是赞扬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如何征服野蛮的民族。伏尔泰多次提到，他写作《中国孤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舞台上去传授孔子的道德。

　　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中国风”“中国潮”发展成了西方全面介绍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崇尚中国的一种文化热潮，以中国为题材的各种著作，中国小说、中国戏剧、中国游记也在当时流行一时，成为18世纪法国和欧洲盛极一时的文化景观。

　　法国当代的汉学家谢和耐教授曾经说：“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中国的哲学为法国的大革命做好了思想的准备。”

　　不同的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地存在。人类的共同性是远远大于差异性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其实也是彼此相互交流与借鉴的历史。唯其如此，多元文明才能环环相扣延续至今天。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