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历史悠久，多样的地形地貌孕育了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挥，离不开在保护传承基础上对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让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风采？让我们听听两会代表委员怎么说。

　　我国农耕历史悠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丰富，孕育了绚丽多彩的农业文化遗产。无论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还是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抑或是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无一不折射出中华农耕文明的文化魅力和生态智慧。

　　如何充分认识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科学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怎样更好地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向记者分享了他的思考。

　　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我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成功实践者、重要推动者、主要贡献者。自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入选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稳步发展，并结出丰硕成果。

　　从2005年起投身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的闵庆文对这些成果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我国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认定与监督管理、政策融合与机制建设、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实践探索与经验推广、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以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位列各国首位；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5批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覆盖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6个县级行政区域；建立了“政府主导、分级管理、多方参与”的管理机制；探索出了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相协调的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途径，有效促进了遗产地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然而，与其他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相比，农业文化遗产品牌价值发掘不够造成社会认可度不高，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说明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依旧任重道远。

　　因此，如何凝聚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的合力，建立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多部门协同管理，就成为当下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是区域发展问题

　　“农业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农业产品独特、生物资源丰富、文化特征鲜明、知识与技术体系完善、乡村景观优美，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具有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和濒危性等显著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其实是区域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自然遗产或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闵庆文说。

　　“农业文化遗产是‘活态’的遗产，因此发展是对农业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同时，农业文化遗产还是最具特色的资源，所以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可以助力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因为优美的景观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等；农业文化遗产地有独特的农业物种资源、生态的农业生产技术、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产出的是“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可谓“农遗出良品”；农业文化遗产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优美的田园景观、多彩的民族文化还有发展休闲、体验、康养、研学等多种旅游资源，有助于拓展农业功能，促进生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实现，提高农业附加值，从而带动区域良性发展。

　　针对今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的现象，闵庆文建议，应当着力扩大农民工就地就业。“疫情期间，相较于人口密集的地区而言，以劳动密集、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所受影响更小。”闵庆文认为，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我们实现的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基本目标，相对贫困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有关部门应更加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在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

　　发掘保护需要加强多学科、多部门协作

　　作为一类系统性的“活态”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既包括长期选育的地方性物种资源，还包括适应自然生态条件的农业生产技术或生活知识，维系乡村和谐的民俗文化和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生态与文化景观，体现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性特点。

　　闵庆文介绍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五个基本标准：一是经济因素，农业文化遗产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保障食物安全、生计安全和社会福祉的物质基础；二是生态因素，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并具有生态保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三是技术因素，农业文化遗产蕴涵着生态友好的生物资源利用、农业生产、水土资源管理、景观保持等方面的本土知识和适应性技术；四是文化因素，农业文化遗产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在社会组织、精神和艺术等方面具有文化传承的价值；五是景观因素，农业文化遗产体现人与自然和谐演进的生态智慧与景观美学。

　　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涉及多个学科和部门。“从科学研究角度看，需要农业历史、农业生态、农业民俗、农业经济、农业政策、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共同努力；从保护实践角度看，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不仅是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同时也与文化旅游、水利、林业草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科技、教育以及发改、财政、民族、扶贫等部门的工作多有交叉。然而，当前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和地方管理者，对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认识还停留在某一学科领域、农业农村部门工作的层面。这显然不利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掘、有效保护和持续发展。”对此，闵庆文曾多次呼吁，要充分认识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与活态性特征，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多部门协同保护，整合政策与资金资源，有序推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健康开展。

　　“从一些遗产地保护实践成效看，越是主要领导重视、多部门通力合作的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力度就越大，效益也越好。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地方主要领导真正认识到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的巨大价值，更多学科和部门共同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中来。”闵庆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