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山东草根明星“大衣哥”通过媒体直播回应家门被踹一事，再次上了微博热搜。

　　根据单县公安局2020年4月18日警情通告显示：4月15日16时许，单县公安局郭村派出所接报警称，朱某文家中大门被人强踹。值班民警立即出警，到达现场时嫌疑人已离开。经查，董某伦酒后慕名欲见朱某文。到后，见朱某文家中大门关闭，便与同在现场的周某鲁用脚踹开大门。董、周两人非朱某文同乡，且互不相识。

　　目前，两名涉嫌寻衅滋事的嫌疑人董某伦、周某鲁均已抓获归案，分别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大衣哥，自媒体时代的“流量王”

　　“大衣哥”原名朱之文。2011年，朱之文在一档选秀节目中穿着军大衣，唱了首《滚滚长江东逝水》，初崭头角。紧接着，他在央视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中获得第5名，随后又参加了春晚，“大衣哥”从此红遍全国。

　　“大衣哥”出名后，仍住在朱楼村。对于不愿意搬家，朱之文有自己的逻辑：朱楼村是自己的根。他在22日的直播中再次直言，“故土难离，我50多岁了，我看着我的小院高兴，我看着我的村庄高兴，我看到我从小在南边小河边练歌的地方，我心里高兴，我看着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我心里更舒服。”这次新冠疫情，“大衣哥”先后向武汉和家乡捐款共计40万，“给大家买点口罩、消毒液”。　　不愿搬家的朱之文，显得有些尴尬，原本安静的家不再安静，被围观成为常态，“合影的，拜师学艺的，求助的，看病的，还有打官司的，天天都有很多人”。

　　“富在深山有远亲”，不管怎么说，朱之文像极了某些人的“摇钱树”，只要有机会，一些人就上前摇一摇这棵“树”。

　　网络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兴盛后，“大衣哥”成了“流量王”，围观有了更多过分之举。朱之文家一度每天涌入几十人，拍视频、做直播，甚至他上个厕所都有人想要挤进去。2019年11月，央视栏目《热话》做了一期关于朱之文的节目。在家中，他指着院墙上的仙人掌对记者说：“有这个东西，它就防止人爬墙过来。”但仙人掌不管用，他又在门上焊了一排铁钉。从“焊了一排铁钉”来看，说明他内心并不欢迎这些行为，但又好像无可奈何。

　　对此，朱之文也心知肚明：“我不知道想的对不对，人家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的家乡就靠那一亩三分地。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家乡的人那么支持我，必然还是好人多。（我）能招招人，给我们家乡带来招商，带来人气，为家乡作点贡献，再困难我也能承受得了。”

　　朱之文心地宽厚，家门被踹之后，他在门口发现有人拽着踹门者，他要求把人放开，说门踹坏可以再修，别吓着人。

　　追求“流量”背后的道德拷问

　　各处涌来的大量自媒体直播者，为了拍“大衣哥”，爬墙，甚至想跟着上厕所，这些行为都面临道德的审视。与此同时，之前两次回应男子踹门事件的“朱之文”已封号，朱之文在22日表示，他只知道微博这个名词，不懂怎么下载、注册。网上那些“大衣哥朱之文”的微博是冒名抢注的，他认为这样明明不是他却替他说，一是欺骗他，最重要的是欺骗了粉丝，“是不道德的事”。

　　由朱之文的境遇，记者想到了孔子。朱之文的家乡单县和孔子的先祖之国宋国都城商丘，仅60余公里，亦曾属于先秦诸侯国鲁国地盘，受儒家学说影响深厚。

　　追求经济上的富足，也是人的天性。孔子在《论语》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财富可以求得，即使要我去做一个手拿鞭子赶大车的人，我也愿意去做。

　　连孔子都赞成挣大钱，拍个视频短片，赚点流量钱，改善一下生活，似乎也不是不可以。但孔子的财富观有红线思维，所谓“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为了追求流量，让朱之文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事实上已经踏破了道德底线。

　　不符合道德的钱，不能赚，强调获得财富要符合程序正义，在市场和法治规则相对健全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孔子思想的前瞻性魅力，这对于今天人们的行为仍是一种警戒，围观朱之文的自媒体拍摄者们是否应该好好反思？

　　追求“流量”背后的法律思考

　　“大衣哥”被围观事件中，不只是道德的问题。

　　比如，“大衣哥”家门被踹，已经上升到违法的层次，而且违背的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董某伦、周某鲁因踹门被行拘十日，受之有据。

　　山东高行律师事务所孟翔指出，“大衣哥”虽是公众人物，相比于普通民众而言其个人生活的领域界限是要小一些，但其享有的住宅安宁等隐私权、财产权、肖像权及名誉权等权利仍旧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容他人无底线侵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次在法律上确立了“隐私权”的概念，隐私权是指公民对其个人的、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私生活安宁等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收集、利用、公开等干扰的权利。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隐私被泄露的问题，这也是当今自媒体时代加之于普通人的困惑和困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加深认为，“大衣哥”被围观，并成为追求流量的素材，既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大衣哥”因唱歌而成名，因公益和本色而受人尊重，然而成为草根公众人物之后，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生活被打扰，隐私藏不住，一个不惜拿出大量收入做公益的民间网红的自我防御措施，不过是最为原始的仙人掌和被焊成一排的铁钉。这位自己很节俭，却对公益挺大方的“大衣哥”，无论如何也不该遭遇如此的难堪。 

　　杨加深说：“本属于‘大衣哥’自己隐私的一言一行，如今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被用来赚取流量乃至不正当方式的生财手段，他的初衷正在被一种极不正常的外力改变着，这与他不想改变初衷的理念相矛盾，所以他很苦恼。这些手段之所以存在，说到家就是因为有市场。真不敢想象这些不合常理的言行，最终会把大衣哥逼上一条怎样的未来之路。”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每天被“直播上网”，“大衣哥”是公众人物，但也是一个普通人，保护“大衣哥”的隐私权益，其实也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

　　孟翔表示：“法治社会下没有法外之地，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尤其在当前我国优良的法治环境下，公众人物更应当勇敢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值得深思的是，行为之恶后边是资本之恶。如果没有一些网络媒体为流量付钱，肯定不会有这些恶意的争拍、抢拍行为。自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明确的尺度。

　　我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不过，除规定通信和住宅权益法定不被侵害之外，我国还没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擅自披露个人信息、擅自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

　　“大衣哥”被围观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我们要从这面镜子里，找到更文明的生活和处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