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7日讯（记者 魏金金）随着国家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的乡村建设正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围绕乡村振兴的产业、资金、人才、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各地不断探索路径，总结新经验。5日，在北大新年论坛之“乡村振兴与地方创生”会议上，乡建一线、高校学者、行业专家、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交流。

　　文而化之

　　让乡土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和保障

　　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中在第七篇“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中，首次提出“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要求挖掘培养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耕文化产业展示区，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色村和文化产业群。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曙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魏金金/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曙光谈到，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传统乡村文化资源和要素正在流失，一些传统的节庆仪式、饮食习惯、音乐舞蹈等乡土文化符号也正在加速度流失。在乡村空间的时代更迭之中，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乡土社会独特的美学价值，发现其中的人情之美、风俗之美、艺术之美、乡土语言之美。

　　文化振兴，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农村政策处处长杨凌志结合多年工作经验由衷而发，没有优秀文化和文明的延续与相互影响，乡村产业和其它方面就无法真正有效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赏风光、品风味、解风情、知风土、体风俗”， 杨凌志希望，优秀乡村传统文化真正能够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支撑和保障，最终内化于乡村的“心”，外化乡村的“型”，早日实现农村的强、美、富。

　　品质驱动

　　文旅是个不错的选择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产业兴旺是重点。当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乡村振兴同样也要走“品质驱动”的路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开忠认为，所谓的品质驱动，意味着要在培育或植入产业的过程中，从源头把关，确保产业本身是“真正增进地方品质的产业，比如要把休闲、娱乐这样的产业类型放在越来越特殊的地位”。

　　“发展高水平的乡村旅游，应该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在杨凌志看来，乡村旅游能够很好地把乡村的生产、生活等方方面面包含进去，“关键是如何用文化来提升它的高度，让所有的乡村旅游项目都有文化的内涵，而不仅仅只是吃、玩、看。”

　　汉中平原乡村旅游之花海盛开“美丽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魏金金/摄

　　创新设计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产业升级，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朱冰认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设计赋能本身能够通过设计影响业务策略，进而取得商业的成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整个城镇产业的发展策略。

　　同样，要想确保产业品质提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吸引人才，而要想吸引人才下乡，就“必须想办法提升乡村的地方品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宋建明认为，乡村振兴其中的“生态振兴”不仅是城市居民回归自然生态、回归乡村田园的一种需要，更是贯彻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根本要求，“特色小镇绝对不是原来的‘开矿’，而是要基于较高的要求去实现地方品质驱动发展。如果不能把品质搞上去，特色产业也就搞不上去”。宋建明同样谈到，在打造地方风貌、创造乡土美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注重深挖在地文化资源，学会用设计凸显地方的优势与特色。

　　人永远是第一位

　　当代乡村治理要适时嵌入职业经理人制度

　　“让年轻人回来，让鸟回来，让民俗回来。”北京绿十字创始人、著名画家孙君曾这样勾画乡建的理想蓝图。事实上，这样美好愿景的实现离不开乡建中最核心的资源——一支优秀的乡建团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在乡村公共治理中嵌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落实治理有效的中央要求，单靠政府机制、社群机制是不行的，必须嵌入市场机制，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包括职业化的自然人、职业化的企事业单位或者NGO。”杨开忠这样补充谈到。在他看来，因地制宜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既可以“弥补政府和社群之间的互助”机制建设，同时也是践行“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成功之道。加之当下国内绝大数乡村缺乏具有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的职业经理人才（及机构），开拓对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很有必要。

　　“在留住乡愁与复兴乡村的过程当中，人永远是第一位。我们大力培育乡村精英，大力培育新乡贤，鼓励年轻人回到乡村创业，鼓励志愿者和社会各界更多地为乡村贡献各个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同时为乡村带来新的活力。我们既要呼唤传统的乡土文明和农业文明回归，又要培育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明形态，给乡村带来新的风气，使乡村居民获得新的理念，如此乡村才能活跃起来。”王曙光进一步谈到了乡建过程中人的重要性。

　　四两拨千斤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助推乡村振兴

　　资金问题是全国大范围地区在乡村振兴实际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很多项目之所以无法启动或是取得较好的效果往往是出现了资金问题。

    “政府资金有限，用到乡村振兴方面又是零散的，到底该怎么办”邯郸市邯山区委农工委副书记马谦杰一句话说出来多少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但基层也有基层工作的灵活性，“比如说，我们的乡村‘四好农村路’只是修到村与村之间，没有修到村里面的街巷，街巷这条路的标准谁定？怎样验收？所有文件、规范里面都没有提到，我们就设置了主街道、小街巷等标准。前两年（村里）修柏油路，我们按照一平米补贴40块钱的标准筹资酬劳，最后村民自己算账自愿修路，现在为止，邯山区大街小巷全部都修了。但是如果招投标的话，3倍（资金投入）都不止”。

论坛活动现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魏金金/摄

　　同样，浙江省旅游集团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徐建林谈到，解决资金问题要善于注重市场思维，尝试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导入与在地资源相匹配的资源，改善经营管理。“浙江省有一支基金叫浙江省古村落保护利用（乡村振兴）基金，当时省财政拿出2个亿引导资金交给我们运作，我们拿到资金以后，第一期募集到20亿的资金。前期吸引一些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进来，后面还有很多别的企业进来，包括银行等，进来之后全部平行投资，使我们的财政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我们跟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子基金，投了很多文旅项目，用40—50%的股权，吸引60%的股权社会资本进来”。

　　乡村振兴可持续

　　陪伴、养成才是“真门道”

　　“长期陪伴——这是我们基金会一个很大的特点。当初在我们投入到整个乡土文化重建的过程，我们就深深感受到，假设没有长期陪伴，许多脆弱、贫困的山村，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翻转。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更需要注重（乡村）精神文明的提升，要慢慢地把社会进步的观念变成村民自己的观念，促进更多在地居民重拾对土地的尊重”深耕乡建数十年，台湾新故乡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廖嘉展谈到“匠心”之于乡建工作的重要性。

　　但毕竟乡建本身牵涉到多方利益主体，陪伴的背后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向勇谈到，“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养成’，乡建也需要养成一个在地化的乡建团队”，经过成长成熟的养成期，这个在地化的团队要有能力足以去应对从策划到落地包括之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遇到的各种临时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