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落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居民手中的余钱可用于消费“不那么昂贵，也不那么必要”的消费替代品，这是经济学中的“口红效应”。当前，国内火爆的“粉丝经济”，或许能“管中窥豹”式地反映服务消费的发展。汽车零售额与电影票房的同比增速呈现出相互替代的特征，或许是中国版的“口红效应”。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同为东亚经济体的日本、韩国，也和中国一样，迎来“粉丝经济”爆发，或许反映了宏观经济回落过程中，人们需要依赖偶像进行心理补偿的因素。结合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应该在收支两端进行发力。在收入端，通过减税、降费，并在此基础上，将收入更加向居民部门倾斜，只有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回升，才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的根本方法。在支出端，加大对文化娱乐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力度，营造更好的环境、供给更好的产品，才能满足服务消费扩大的需要。

　　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8%，仅较2017年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完全是由于最终消费支出发挥了作用，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了5.3个百分点，较2017年全年大幅提高了1.2个百分点。如果剔除掉净出口，仅计算内需的话，包括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的内需，拉动GDP增长了7.5个百分点，较2017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6.0%，较2017年全年回落了1.2个百分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效果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9.4%，也较2017年全年回落了0.8个百分点。

　　李迅雷分析，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逆势回升，或许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更多反映了实物消费，而并没有反映服务消费，或许正是由于服务消费的逆势大幅增长，导致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效果更加显著。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提到“从服务消费来看，目前居民消费里面，服务消费的比重约为50%”。国家发改委8月2日介绍了扩大消费的情况，其中提到“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40%，成为消费的半壁江山”。

　　在李迅雷看来，尽管统计指标相对欠缺，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服务消费的空间确实还有。例如观察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1968年是个分水岭，1968年之后，包括耐用品与非耐用品在内的商品消费支出占比就已经低于50%，并且持续走低。服务消费的占比从二战结束后持续走高，截至2017年达到了66.8%，明显高于中国服务消费约占居民消费支出40%-50%的比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商品零售则是反映实物消费的典型代表。如果比较一下商品零售的同比增速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会发现商品零售的增速持续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李迅雷认为，这表明商品零售增速的提升并不能简单用收入提升来解释，商品零售还承担了刺激经济的作用。从2017年以来，商品零售增速开始逐步回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依托商品零售刺激经济的作用在逐步消退。作为商品零售的两大主力，汽车和房地产相关消费占据较高比例，可汽车和房地产行业早已经是存量经济的典型代表，行业整体难以维持较高增速，必然带动消费增速的下行。

　　今年上半年，受下调汽车进口关税等因素影响，汽车消费出现了回落。2017年商品房销量创了历史新高，带动了家电、家具、家装等与住房相关消费的大幅增长。但从今年前5个月的消费数据看，与住房相关的消费增速明显下行，家电、建材、家具的增速都降至8%-9%左右。

　　“从长期来看，美国个人消费中商品支出的增速基本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保持一致。商品零售增速长期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速，其实是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未来中国商品零售的增速或许将逐步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收敛，甚至低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或许才是正常现象。”他表示。

　　与口红相类似，相对廉价的文化娱乐活动，成为经济衰退时人们倾向选择的消费支出。例如在1929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沉寂趋冷，好莱坞的电影却乘势腾飞，给观众带来欢乐和希望，美国电影总票房比前一年增长了58.2%，给人们带来精神慰藉，为战胜经济衰退提供了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