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不要成为ГOPHOB(戈尔洛夫，苏联名剧《前线》中一位高傲自大的将军)！中央提议，十年之内不做寿，不送礼，不要用人名改县名地名。
第十，书记处自一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值得批评的有两点：一是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不能只责备下层，因为上面没有抓紧。二是土地改革中犯了错误，就是只有战略指示，没有策略指示，划分阶级的文件发迟了，中央没有系统的说明。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句话对杨尚昆来说也很现实，因为他领导的中央办公厅，也面临着从旧转新的建设问题。从西柏坡到后来进入香山，他一直在思考和摸索着解决新建设的问题。
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师哲、伍云甫、曾三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廖鲁言，他们记录下了这篇报告。在杨尚昆的组织下，会上还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稿和由中央办公厅收集并经刘少奇核定的《政策汇编》等文件材料。
王明的两次发言，引起与会者的质问/饶漱石发言，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毛泽东指示：不是原则问题，应“小事化无”
这次会议中间除了“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外，前后共开了7天半，有27人在会议上作了发言，王明在会上也作了两次发言。
王明发言讲话先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自己愿做一头毛驴“慢慢地跟毛走”，可继而又曲解毛泽东的讲话，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就错了”。
杨尚昆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王明讲话的感觉：“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
在后来的几天里，不少与会者纷纷发言批评王明的观点。本来会议准备在12日结束，但因为王明在第二次发言中对与会者的批评反唇相讥，态度非常对立，引起更多质问。会议拖到晚上9时仍难收场，结果又延长了一天。
由于发言批评王明的人提出要求，王明在会场上表示他将在一个月内向中央提交一份书面材料。但会议结束后，他答应的事便没有了下文，还是杨尚昆后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对他一再催问，王明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王明在信中说，自己“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抗战时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但这已经到了1949年11月7日，距离他在会议上的承诺已过了近八个月。
另外，会议上还有一段插曲，给杨尚昆留下很深的记忆。
在3月7日的会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言，谈到了财经统一问题。他措词尖锐，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许多年后，饶漱石在自己的检讨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
听了饶漱石的发言，杨尚昆心中有些为周恩来抱不平，他觉得周恩来很好地贯彻了既逐步统一又照顾各地的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