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杨尚昆从李富春手上接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到1965年11月接到调往广东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0年。这在中央办公厅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对于杨尚昆的革命生涯而言,也是特别值得追忆的。
正是在杨尚昆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 主任以后,这个党中央的中枢机构和运行机制,完成了从雏形到完善,继而走上正规化轨道的进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经历了几番风雨变迁,但中央办公厅始终未脱离杨尚昆为之创立的主旨、机制和大格局。
在杨尚昆百年诞辰来临之际,我们来追溯他这20年不寻常的人生片断,以此作为对这位革命家的深切缅怀。
杨尚昆在杨家岭一度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计划迁移到承德/李富春说:“我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1940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回延安后,就一直留在那里。虽然他始终还挂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却经常被中央委派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例如1941年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1943年任中央研究局副局长,分工负责关注敌占区党政军民工作;1944年根据毛泽东建议担任中央新设的外事组组长兼交际处处长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杨尚昆,在这次会议上却没能再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此后,因为中央没有马上安排杨尚昆具体工作职务,他除了继续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管管交际处的事情外,在杨家岭基本上处于半赋闲的状态。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很快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战略决策的擘划。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即成立,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也开始向东北进发。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此刻就有21名被派往东北工作。
据许多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中心机构也曾酝酿向东移动。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任命自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以来就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前往热河省会承德展开工作,更是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当时的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在其回忆录中就对此言之凿凿地说: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除了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的迁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外,还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吴烈带领,随李富春前往承德。
吴烈的回忆录还说:1945年10月1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警备团东行指战员。朱德和刘少奇都讲了话,明确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作安家准备。
李富春是在10月中旬离开延安的,走得很突然,因为当时刚好有一架美军飞机到延安。当飞机离开时,搭载了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王鹤寿、陈正人、何克全、陈光、朱瑞、郭述申、刘英及一位机要员共11人,飞抵河北省的邯郸。
在中央决定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赴热河开展工作后,分管书记处办公厅的任弼时,提议由杨尚昆接替李富春一直兼着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一职。李富春离开延安前,把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工作向杨尚昆作了口头交代。他对杨尚昆说:“我这里做什么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全交给你吧。”他还开玩笑说:“我早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由于李富春走得匆忙,根本顾不上履行什么正式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么重要的工作交接,就这样通过简捷的口头交代就完成了。因此,杨尚昆最初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间,没有档案记载。
1941年前,中共党内没有办公厅这一机构建制/中共党内第一位秘书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委托任弼时、李富春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
杨尚昆接手时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还不是一个健全、规范的机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此刻,始终处在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许多机构都是先运行起来再说。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共中央办公机构的沿革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虽说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但直到1941年,中共党内始终没有办公厅这个机构建制。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秘书一职。在党内设立秘书制,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大会提议的。经过选举,陈独秀担任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就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秘书。据此次会议产生的文献记载:“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秘书,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之一,主管机关日常工作,包括文书处理和文件资料收集保管等工作。
1925年1月,中共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秘书部(但经查找没发现能证明这个部是否确实成立及负责人任命的相关文字档案)。1926年7月,在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秘书处,同时增设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秘书处。第一任秘书长是王若飞。从此,中央就有了秘书处这个机构和秘书长这一职务。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央秘书处都没有任命过处长,这个机构始终就由秘书长直接主管。
1933年,中央核心由上海转移到苏区。长征时,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就不存在了。直到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才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直接受秘书长张文彬领导,王首道成为秘书处的第一任处长。
中央秘书处虽然重新设置起来了,但中枢的许多工作并不能由秘书处统管起来,中共中央的办公机构依然不健全,相应的办公制度和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陕北根据地相对稳固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呈现出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无章可循的情况。
这一现象,给1940年春季从苏联到延安的师哲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
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确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被置于办公厅的建制之中,办公厅机关都搬进了杨家岭新盖的办公楼,处理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不久,经任弼时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经过任弼时、李富春的工作和调整,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雏形搭建了起来。从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留下的一份序列图中,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辖中央直属党委、秘书处、中央管理局等。据杨尚昆回忆,除了上述部门外,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下还设有办公室。
经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同志核实,序列图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主要是机要处并未下辖于办公厅秘书处。在1942年前,机要部门一直有着不同的系统归属,如中央机关机要科、军委机要科、社会部机要科等。1942年4月4日,中央曾决定三个科合并为中央机要局,但当年当月的18日中央又决定“原机要局名义取消”,改为中共中央机要科。这个机要局只存在了14天,或者说根本还没成立起来就又被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