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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保管收存档案历来非常重视/经过甄别整理，92箱档案被精简到64箱/中共中央珍贵档案文件的三次大转移
在这次转移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建党以来积存下来的档案文件的处理和转移。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11月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7年2月。各部委陆续向延安以外疏散以往留存的档案资料，当时仅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档案材料，就装了4窑洞。这些档案是非常珍贵的。
能积攒下这么多档案资料，是因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对妥善保管和收存党的机密文件和档案资料非常重视。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建议在党内建立秘书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加强党的文件资料的收集和管理。
1926年中共中央秘书处设立后，就对党内文件的上呈、下发和留存作了规定。1927年，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文件保管处，负责党的文件档案的保管工作。在当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到上海的搬迁中，保管处第一位负责人兼保管员张唯一带领两位同志，化装成木材商人，将党的一批机密文电运到上海，藏进了公共租界的戈登路1141号洋楼内。
1930年，在白色恐怖的危险时刻，周恩来亲自布置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草拟了一封《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各机关将“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这样，就使得4万余件党内文件，安全地保存到了当时的档案专门保管机构。
1931年，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曾亲自起草了一份中央机关《文书处置办法》。《办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文件档案的收存，“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到了延安时期，中央秘书处处长刘英曾奉命筹建材料科。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成立后，材料科成为书记处办公厅的下属单位，党的文件和档案的保管、收存归到了材料科。1946年，在周恩来亲自指令下，中共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文库，取出两皮箱5000余份档案资料秘密运送到延安。
在中共中央机关的大迁徙过程中，为了安全稳妥地输送和隐藏好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4窑洞珍贵档案，杨尚昆建议为此专门设立一个机构。于是，从中央秘书处、机要处，还有中组部、中央军委一局、总政秘书处等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领导，成员有裴桐、赵德芳、仲一、徐迈、谢国宝等10余人。
材料保管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档案，这是根据内战将临采取的应急措施。先后从延安疏散出两批档案材料，第一批共16箱，运到了陕北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由中央秘书处派去的田凤起看守。第二批共13箱，疏散到陕北清涧县十家塬子，委托中共清涧县委代管。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陆续离开延安。在这个撤离过程中，曾三带领的一支队伍动身最早。他们携带了几十箱重要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金条和光洋是中共中央掌握的经费，一直由赖祖烈领导的特别会计科保管。党内的几位年长者和中共领导的夫人和孩子，也在这支队伍中。
为了确保这些人员和这批档案、经费的安全，中共中央还专门派出10余名武装战士护送。经过一个多月的驴驮人背，走清涧，经吴堡，过黄河，于4月上旬安全抵达晋绥根据地的兴县刘家曲。
转移到兴县刘家曲的档案，量大而无条理，重要的和一般的、秘密的和公开的，都混在一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么大量而无区分的档案材料将很难处理，容易失散或落入敌人手里。
根据刘少奇、朱德1947年4月5日《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精神，曾三领导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这些档案文件作了分类鉴别，分成三类：一为重要而不秘密的，如《向导》、《红旗》及印刷的各种规定；一为秘密而不十分重要的，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计划等；一为又重要又秘密的。在分类鉴别过程中，还将不重要的事务性文件销毁了一部分，由原来的92箱精简到了64箱。为了以后查找方便，他们还细心地编制了一份《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前委以任弼时名义电告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前中秘曾三交你保管在安条岭之文件十五箱，主要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军事文献》等书。其次，为一部分抗战后，四零年以前各根据地文件原文及各种废旧印章待在无法保存或转移时烧毁。在目前敌人乱窜情况下，请再检查原藏地区是否安全，请你们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这说明中共中央对这批文件和档案是非常惦记和关心的。
1947年5月4日，杨尚昆与叶剑英联名致电前委，报告说曾三等40人现住兴县曹家坡附近之刘家曲，带有92箱档案；经过甄别整理，现在他们在刘家曲将档案分成重要又机密的，重要而不机密的，机密而不重要的三大部分，以便在军情紧急时做有重点的保护和有目的的处理。
胡宗南的部队进入瓦窑堡后，发现了中共的几箱书报刊物等文献并劫掠而去，这引起了中共领袖对埋藏在敌军占领区的中共档案文献安全问题的注意。刘少奇、朱德随即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凡是机密文件，一份也不要落入敌人手里。现在坚壁在清涧的文件临敌遇险，一定要派人把机密性强的文件取回来。
为落实这一指示，材料保管委员会委派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副科长谷先南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杜思如，前往敌军重围中的清涧县十家塬子，把坚壁在那里的一批文件档案抢救出来。曾三、裴桐在向他俩交代任务时说：你们要把坚壁在十家塬子的13箱档案分为三类进行处理：一是把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档案取回；二是把次要而机要的文件档案销毁；三是把重要而不机密的材料继续坚壁在原处，待以后再取。
谷先南和杜思如渡过黄河，潜入清涧。在当地县委帮助和配合下来到坚壁地点，迅速销毁了7箱文件材料和照片，埋藏了1箱。然后，将整理后剩下的4箱档案文件带进了晋绥根据地。
1948年春季，中共中央各机关开始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集中，撤离延安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档案文件又要进行第二次转移。在此次转移前，材料保管委员会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
1948年4月初，精简后的64箱档案被装入铁皮箱，全部由牲口驮运，依然是在曾三的率领下，从兴县刘家曲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于5月上旬到达建屏县西柏坡。
1949年3月24日，这批两经辗转的档案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曾三率领工作人员将所有档案文件装上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天住涿州，第二天赶到北平。至此，两年又五个月的艰难险阻终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杨尚昆和叶剑英对中央的安排有不同看法/由叶、杨担任正、副书记的中央后委产生/王震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撤离延安后中央指挥机关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中央是否仍维持在根据地时的庞大指挥机构？这个战略指挥机构怎么运动和实施指挥？在撤离延安的那些日子里，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共领袖们的思考之中。
依中央原先的设想，是在热河省承德拓展新立足点，但随后发现苏联囿于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条约，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大城市，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国民党却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实现了迅速运兵东北；同时，承德一带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不如陕北的群众基础牢固，因而放弃了整个中央和根据地庞大机构东移的设想。
1947年3月末，毛泽东、刘少奇等转移到了清涧县的枣林沟。3月29日、30日，在此召开了中央会议。经过讨论，初步决定将中央机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只带很少的机要、通信、参谋人员和很少的警卫部队，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这个班子就是前委，是党的核心部分，留在陕北既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又吸引着蒋介石的注意力及胡宗南的20余万部队。另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带领，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这部分人员将经由五台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寻找适当的工作地点，最后落脚在河北省的建屏县。
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的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此时已经进入晋绥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最初考虑，叶剑英、杨尚昆队伍中的绝大部分将随即向晋东移动，与刘少奇、朱德会合，组成中央工委工作机构。余下的人员，也不都留在晋绥根据地，而是部分南下疏散到太行根据地。
叶剑英、杨尚昆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制订好了大队人马的行军序列，第一梯队随即开始向晋东移动。然而没过多久，杨尚昆和叶剑英就对这样的安排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带的队伍有5000多人，无论走到哪里，安全和供应都是大问题。特别是这支队伍中有老人和妇孺，有辎重物资，浩浩荡荡数百公里的跋涉，中途还要经过阎锡山的布防区域，危险系数很大。再有就是杨尚昆他们还担负着在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保障和与各战区的通讯联络任务，一下拉出相隔一个省的距离，必须再组建一套保障体系。因此他们认为这支队伍不宜作长途跋涉，不宜离中央纵队太远。
在行军一天后，恰巧周恩来亲自来到晋绥，与叶剑英、杨尚昆商量部署他们这支队伍的东移问题。叶剑英、杨尚昆向周恩来陈述了他们的想法。周恩来感觉他们的意见很有道理，随即将之电告中央。
周恩来返回清涧后，中央又进行了研究，随后于4月11日发出指示：叶剑英、杨尚昆带领的队伍大部分留在晋绥根据地三交镇，并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为正、副书记的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为后委常委。
由于战争形势所迫，杨尚昆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这个机构此刻已经不能统一行使其原有的职能，甚至不能保持其原有的整体，不得不被暂时分解成几部分，有的跟随前委，有的去了中央工委，但后委留下了比较多的人员。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部分职能，被杨尚昆带到了中央后委。同时，此刻交由后委承担起的一些工作，后来也就都划归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最初被叶剑英、杨尚昆带到晋绥的人员，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新华通讯社电台、中央机要处、供给部、卫生部，另外还有王家坪中央军委总部的那一拨人，其中也有作战部、电台，还有总参三局戴镜元搞密码破译的人，加上为进四川培训的一批干部，再加上老人、妇女和娃娃等等，足有5000人。不久后，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等部分机关计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前往河北建屏县的中央工委驻地，留在后委的还有3000多人。“延安五老”中的吴玉章、谢觉哉也在这边。
此外，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文件和一批物资等，也都由后委携带保管着。这些人员和文件档案，都是革命的珍宝，必须认真、负责地保护好，而与此相关的工作，则都由杨尚昆主管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
后委在三交镇安置妥当后，杨尚昆立即向留在三交镇的各工作机关明确了任务，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环境，立即展开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做好服务。为了便于工作，杨尚昆把原先互不统属的中央机要处、中央秘书处和书记处办公厅合在了一起，搭起了后来的中央办公厅的新构架。
据杨尚昆回忆，当时中央后委担当的任务有好几项：第一，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耳目。在叶剑英、杨尚昆的指挥调度下，军委一局、二局、三局合力采取应急措施，在三交镇建立起8部通讯电台，同全国各根据地、战区前后方和蒋管区有关秘密电台建立联络。为了让中央工委及随工委同行的队伍顺利通过同蒲铁路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后委电台加强了对傅作义、阎锡山部的监视，及时传递出相关信息。同时通过监听和联络，搜集掌握各路敌情变化，向各根据地指挥部提供情报。第二，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讯联络通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前委，是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全国各地的重要事情，都要向这里报告和请示。但为了与敌军周旋，中央纵队没有固定驻地，行动必须既秘密又快捷，因而这支队伍必须非常精简干练，也不能把过多的事务集中在这里处理。为避开敌人侦察，前委也不可能架设大功率电台，只能自带几部小电台，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
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地方各地来往电报，并通报各地。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绝大多数通过后委大台，以避免敌人从电波密集和人员来往频繁中侦知中央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中央后委同前委只由一部电台联系，因两地距离不很远，只需要较弱电波就可以保持联络，所以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弄清中共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
在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后委转报大台与中央联系的达14家，其中包括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委；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电台联络。中央还电示李维汉、李克农，凡紧急而重要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通过转报，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区之间构成一个电波网络。
为了缩小前委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蒋介石、胡宗南难于搞清楚毛泽东带领的中央指挥机关到底在哪里，当时还做了许多迷惑敌人的动作。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胡宗南部曾侦测得知广播电台在太行山，一度误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到了太行山。其实，毛泽东和中央核心一直在陕北。
除了电台联络以外，任弼时于1947年7月指示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材料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提要，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为了将由后委整理出的这些文件材料及时送出，中央决定将交通科设在后委，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科长王凯负责，归李克农领导，保障了前委经过后委与各中央局的陆地秘密交通联系。
在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而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情报、指挥消息传递是否准确、及时是非常重要的。数十年后，王震在回顾转战陕北的历史时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根据中央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两项任务，也由后委承担了起来。
后委还有一项相当繁重的任务，就是为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转战陕北初期，中央纵队从领袖到警卫部队总共只有800人，后由后委从地方筛选出600名精锐人员，补充到了中央纵队，使中共首脑的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