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际外交舞台上，国家领导人借出访之机大力推销本国产品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总统推销波音飞机、俄罗斯总统推销先进战机、法国总理推销空客飞机和法式腊肠、德国总理推销精密机床、中国领导人推销高铁和飞机……此类消息常见于各类媒体，即便是普通民众亦习以为常。
实际上，国家政要在外交场合客串推销员，大力推动本国商品出口或经贸合作，已成为一种惯例，甚至是政要们的一种责任。法国媒体公认的“超级推销员”——总统奥朗德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不管去哪里，都是为了法国人的就业而奋斗。”
习惯上，人们将借助领导人的外交活动而签订的商贸订单称为“领导人订单”。领导人订单古而有之，世界各国概莫能外。此类订单除了单纯的经贸需求外，有时亦或多或少地带有政治、战略或外交策略方面的考量。
政治订单由来已久
客观而言，具有政治色彩的经贸订单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谓俯仰皆是。就中国而言，由于在地缘政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科技、文化优势明显，加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对外来商品需求有限等原因，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订单更多地体现了执政者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考量，对经济利益方面的因素考虑不多，甚至有时根本不考虑经济诉求，常常是“做亏本买卖”。
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例如，南宋时，大理国派特使向宋廷推销本国所产马匹，尽管知晓大理所产马匹品种不佳，不合战阵之用，但宋廷出于安抚、拉拢和“不欲边境生事”等目的，仍然购买了一批。明朝对日本的“勘合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更加浓厚。至于国人皆知的郑和下西洋，则更是“贵入贱出”，根本是在做赔本的买卖，其目的主要在于“柔远敦睦”和显示明帝国的富强国力。
应该说，这样的政治订单对于彰显国威，促进国家、民族和谐共处，减少局部冲突和战争，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长远看，这种完全忽视经济利益的政治订单存在诸多令人诟病之处，实难持久。
郑和下西洋的经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郑和七下西洋，其功也著，青史留名。但为何止于七次？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郑和长达20余年的下西洋过程中，政府及民间均不能从中获利，反而要承担其所带来的巨额支出，故难以为继。
实际上，在郑和下西洋历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国家中，一些国家原与中国有传统的、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联系。民间贸易原本有利可图，但朝廷片面强调“宣示国威”、“招徕远人”，一方面把本可卖出好价钱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以“友情价”半卖半送，不仅损失国家利益，还变相冲击了民间商人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用真金白银买回的一些海外产品，却大多不合用。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所“进口”的一些外国产品，如硬木、香料等，因国内用途不大，严重积压，朝廷最终将这些舶来品折价充作各级官员的“实物工资”，进行强行摊派。
怪不得郑和死后多年，朝廷曾经试图再次启动这一面子工程，惊恐万状的户部官员竟把郑和留下的档案藏匿、销毁，其台面理由是“政府财政吃不消”，不便说出口的理由，恐怕是担心再次被摊派“实物工资”，影响了自己的利益。
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在对外交往中，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效益的做法，是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源。就此而言，郑和下西洋与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探险家的远航，其初始驱动力存在根本差异，结果和影响自然也大相径庭。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处于被封锁、被包围、被孤立的状态，国际形势险恶。为争取外交空间，改善国际政治生态，这一时期的领导人订单同样有着较多的政治因素方面的考量。
如号称“新中国非洲进口第一单”的埃及棉花订单，就是为改善同埃及的关系而签订的。再如，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购买的米格-19战机（为照顾“老大哥”的情绪，需要和暂不需要的型号都买了一批），周恩来访问伊拉克时进口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当时中国并不急需），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时订购的散货船（当时中国已能制造且质量、价格都不逊色）和细钢筋（中国当时不缺，为避免进口散货船空驶回国而订购）都属于这类情况。
此外，除了上述有形的“领导人订单”，还有无形的，最典型的就是援助和援建。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援助、援建了许多大型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水电站、体育场馆、政府办公设施等，其中大多数是“领导人订单”。这些项目在当时起到了特殊的政治、外交作用，甚至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了道路，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时期的领导人订单
在各国领导人中，被公认为最成功的推销员当属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这大概是两国近代以来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然。
历史上，多位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都曾被本国媒体冠以“首席海外推销员”的雅号，他们出访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让东道主签署尽可能多的领导人订单。同时，为了表示友好、安抚、争取支持或平衡，有时也会酌情留下几份订单作为交换。
近年来，为了提振经济，英国首相卡梅伦将增进与中国的商贸关系作为其政府的一项首要工作，多次亲率商贸代表团来华“掘金”,主导、见证了一系列商贸协议的签订。
去年底，卡梅伦率领由100名商界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此次被英国媒体称为“商务之旅”的中国行，堪称“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目标。
卡梅伦此次来访获得的领导人订单令人侧目：英国高铁和核电项目基本敲定、捷豹路虎签署在华销售45亿英镑合同、乐购集团投资20亿英镑在中国设立大型超市、英国将向中国出口4500万英镑猪精液和种猪……单是出口种猪一项，就可帮助不少英国养殖企业起死回生，因为英国猪肉卖得便宜，而投入成本又高，盈利空间不大，不少企业濒临关门。
更有甚者，为了直接与中国商界“套近乎”，此次访华，卡梅伦还单独会见了两位中国商界的代表——吉利掌门人李书福和阿里巴巴当家人马云。
卡梅伦和李书福交流了伦敦出租车未来的发展，感谢李书福拯救了英国出租车品牌。去年2月，吉利集团以1104万英镑并购了英国锰铜公司的核心资产和业务，全资控股伦敦出租车公司。“伦敦出租车伴随我的成长，感谢你拯救了英国出租车品牌。”卡梅伦对李书福说。卡梅伦还兴致勃勃地和马云聊了英国商品如何在淘宝上售卖，甚至和马云像老朋友一样玩起了自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外交环境的逐步改善，中国逐渐结束了以往“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外贸、外援政策，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应的平衡。新时期的“领导人订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美洲四国，与多国签订了经贸合作文件，并宣布了“1+100+100+1000”援助加勒比计划等。李克强总理在出访亚洲、非洲、欧洲诸国期间，大力推销中国的高铁、核电、飞机等高端制造产品。仅在2014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海外出访期间签署的经贸大单就超过一千亿美元，震惊世界。
在对外交往中，更加重视本国企业的经济诉求，强调合作共赢，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也反映出新一届政府在外交上更加务实。
而随着国力增强和购买力不断壮大，我国在购买发达国家产品方面常常是数额惊人，手笔很大。为了抢占这一重要市场，“送货上门”、“兜售到家”成为这一时期外国政要推销本国产品的重要方式。
比如法国，2007年11月萨科奇访华，“领导人订单”包括价值100亿欧元的160架空客客机，价值80亿欧元的阿海珐与广东核电集团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协议，法国电力与广东核电集团合资建设170万千瓦广东台山核电站一期工程等。
德国总理默克尔数次访华，次次满载而归，“领导人订单”除了空客飞机和汽车生产线，还有精密机械、光伏产品、地铁设备等等。仅2012年8月的一次，就包括价值35亿美元的50架空客飞机、价值16亿美元的空客天津总装线、价值2.9亿美元的大众天津汽车零部件生产厂等。
而2012年2月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带回的“领导人订单”多达23项，总价值约30亿美元，其中仅庞巴迪公司就有支线客机、地铁牵引系统等多个大单。
同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订单”也不乏大手笔。2011年4月，巴西总统罗塞夫访华，仅支线客机E-190一项“领导人订单”，就多达35架，总金额近2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