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拉.比次科（Mykola Bytsko）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乌克兰哈尔科夫学院（航空宇宙大学）空气动力学硕士。曾在安东诺夫航空科技联合体工作22年，参与了安-180、安-218、安-225等多个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发。因业绩突出，2009年获得乌克兰政府颁发的劳动奖章。
现任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资深工程师，主要负责飞机机翼设计。2010年，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奖”。2012年，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白玉兰荣誉奖”。
“徜徉在数字的海洋，我无比快乐。”中国商飞公司资深工程师米克拉这样描述现在的工作感受。这位曾在安东诺夫航空科技联合体工作22年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参与了安-180、安-218、安-225等型号飞机的设计研发，为安系列飞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曾获得乌克兰政府颁发的劳动奖章。
2009年，米克拉离开了生活了45年的故土，只身来到中国，入职中国商飞公司设计研发中心（即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简称上飞院），从事ARJ21新支线飞机和C919大型客机的气动设计研究。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中国商飞公司时，米克拉腼腆一笑，说道：“以前我的工作包括机翼气动特性设计、起降特性研究、试飞试验等，来到这里之后，我专门从事最喜欢的机翼气动设计工作，这份‘专一’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度和愉悦感，我很享受现在的工作。”
加入中国商飞公司后，米克拉将先进的超临界机翼设计技术应用到ARJ21新支线飞机上，并为C919大型客机机翼设计带来“机翼一体化设计”理念，为两大型号设计研发作出重要贡献。2010年，米克拉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奖”。2012年，又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白玉兰荣誉奖”。
享受“专一”
米克拉是个“专一”的人，这从他的从业经历上可以看出。米克拉1987年毕业于哈尔科夫航空学院飞行器制造系，毕业后进入乌克兰著名的安东诺夫航空科技联合体工作，一干就是22年。
安东诺夫航空科技联合体的前身是前苏联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创建于1946年，主要负责运输机的研制生产，是世界领先的飞机设计机构之一。在这里，米克拉参与了安-225飞机的起降特性研究工作、安-140飞机的试验试飞工作，并负责安-148、安-180、安-218飞机的机翼设计工作等。其中，安-225飞机是一架起飞重量超过600吨的超大型运输机，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飞机，机身全长84米，主翼翼展88.74米，有效载荷250吨，背上可以背负一架航天飞机。
米克拉的“专一”为他积累了丰富的飞机设计经验，42岁就已经担任安东诺夫航空科技联合体的首席工程师。正因为技术水平过硬，米克拉在参与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相关设计工作时，给时任一飞院院长的郭博智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9年，米克拉向中国商飞公司伸出橄榄枝，希望参与到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中来。当时，上飞院承担了大飞机的设计研发重任，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郭博智院长立即带队远赴乌克兰，对包括米克拉在内的9名技术专家进行考核，最终选取了2名专家来华工作。
“他的技术能力很强，几年前合作时就留意到他了，后来他说想过来，我们就专门去基辅面试他。”郭博智对记者说：“他干活很‘钻’，以前也干试验试飞、起降特性等，但他觉得最喜欢的还是设计机翼，所以提出来想专门干机翼，我们同意了。”
“现在我基本上只从事我最喜欢的机翼气动设计工作，这份‘专一’的工作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度和愉悦感，我很享受现在的工作。”米克拉微笑着说。
让飞机飞得更快、更远
客机的机翼设计是飞机整个气动外形设计的核心，也是一直困扰着我国民机设计师们的大难题。由于我国着手研制民机时间较晚，并且大都是30吨以下的中轻型飞机，所以ARJ21新支线飞机开始设计的时候，机翼问题令设计师们很是头疼。
最难的是飞机在巡航状态下的设计。“飞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空气中的气流流经机翼表面时，会对机翼产生一个阻力。当飞机以接近音速的速度飞行时，机翼局部气流的速度可达音速，从而产生局部激波，这会使空气阻力急剧增加。同时，激波还会造成流经机翼和机身表面的气流出现紊乱，令飞机剧烈抖动。”上飞院总体气动部副主任设计师张淼告诉记者。
“米克拉运用的超临界机翼设计方法，可以将产生的激波延后和减弱，从而大大提高飞机的巡航速度。”张淼说：“比如传统的机翼设计方法可能在飞机以0.7倍音速飞行时，就会产生激波，超临界机翼设计则能让飞机以0.78倍音速飞行，而飞行速度本身是衡量一架飞机性能的重要指标。”
超临界机翼设计不仅能让飞机飞得更快，还能让飞机飞得更高、更远。“升力系数、空气密度与其他因素的乘积等于重量”，上飞院总体气动部的张美红给记者写了一个计算公式，解释说：“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同等重量的飞机，它的升力系数越大，空气密度就可以越小。”超临界机翼给飞机较大的升力系数，这就允许飞机在空气较稀薄、较高的高空飞行。同样地，超临界机翼让飞机阻力更小，耗油量更小，配备同样大小油箱的飞机可以飞得更远。
“机翼一体化设计”理念是米克拉提出并且应用到C919大型客机上的先进设计思想，即在机翼设计之初就将发动机对机翼的影响考虑进去，这比传统的先设计好机翼、再修正发动机对机翼影响的方法先进，可以大大减少后期修正工作量，缩短设计时间。
“因为发动机短舱安装在机翼前下方，会给机翼上下翼面流场造成影响，所以在设计好机翼后要进行大量的修正工作，‘机翼一体化设计’可以提前考虑这个影响，从而减少后期的修正工作。”米克拉说。
爱画“圈圈”的设计师
机翼设计是飞机气动外形设计的核心，而机翼剖面设计则是机翼设计的核心。在米克拉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他的工作成果——数不清的环形曲线。这些曲线都是飞机机翼剖面。在记者看来，这些曲线大都“长”得差不多，看不出太大不同。但米克拉告诉记者，在设计机翼剖面时，哪怕差个几毫米，对于飞机整个气动性能都有巨大影响。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知道，飞机之所以能够在空中飞行，全靠机翼产生向上托起的力，所以飞机机翼哪怕厚那么一点，都有可能改变飞机的整体性能。”米克拉比划着告诉记者。
米克拉每天的工作就是“画”这些看起来差不多的曲线，一天天，一年年。在设计C919大型客机机翼之初，米克拉与设计团队先后设计了2500多副机翼，并从中选取了2副进行优化设计，最后挑出一副参与并通过了机翼设计方案评估，这当中涉及上万个剖面的设计，工作量巨大。
在机翼设计方案选定后，剖面图并非敲定不变了，而是要根据飞机其他设计的变更不断修改。“飞机机翼或者机身有任何设计变更都会对机翼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有根电缆必须布经机翼外表面，那么在机翼剖面上就会产生一个小突起，造成气流紊乱，增加飞行阻力。设计师必须重新设计剖面，消除这个小突起引起的气流紊乱。而一个剖面变了，其他剖面就得跟着变。”米克拉的同事向传涛说道。
“如果没有对工作的兴趣和热爱，他可能坚持不下来，至少干得没这么开心。”向传涛说：“他就爱跟数字打交道，那些在别人眼里枯燥的数字和曲线，在他眼里其乐无穷，他每天上班就开始对着电脑计算，一算一整天，也不觉得无聊，我觉得他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在中国生活得很开心
性格内向的米克拉寡言少语，聊起技术问题，他一脸严肃，但谈到家乡白俄罗斯，脸上立即流露出少有的温柔。“我的父母现在还在白俄罗斯，我每年会回家探望他们两次，帮他们干点农活。刚开始参与ARJ21新支线飞机研制那两年，工作非常忙，我都没空回家乡，心情有点烦闷。不过现在好了，有了ARJ21的经验，C919大型客机做得顺利多了，我每年都能保证回家探亲。我的父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很好，他们也很放心。”
“在中国生活得很开心”，米克拉经常跟朋友聊起现在的工作生活，以前的工作伙伴中有一些也萌生了到中国工作的想法，而“举全国之力，聚全球之智”的中国商飞公司正值用人之际，对乌克兰的技术专家非常欢迎。5年来，米克拉先后介绍了增生装置设计、风洞试验、操稳特性研究等方面的7名技术专家来华工作，为公司引进人才、加强国际合作做出不小的贡献。
谈起对未来工作的展望，米克拉显得信心满满，他说：“中国的民机设计水平在经过ARJ21之后，得到了显著提高。就拿机翼设计来说，由于以前中国研制的飞机都比较小，而且一直以涡浆客机为主，所以在研制ARJ21新支线飞机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不具备设计超临界机翼的能力。但是现在研制C919大型客机，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掌握了设计超临界机翼的技术，可以独立开展相关设计工作，这种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在新项目上马的时候，中国的技术水平会进一步提升，而我自己也准备在新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提升水平。”
米克拉眼中的中国商飞公司充满朝气，机会无限。“你看上海，这个城市的变化多么大，经常有新的、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让人感受到向上生长的蓬勃生机。公司呢，这么多年轻的设计师，他们5年后就会成长为技术骨干，随着项目的成功实现自己人生的成功。”
米克拉最喜欢在清晨的复兴公园跑步，这能让他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健康的体魄。他说，跑步的时候自己常想，这样的工作、这样的生活多好啊，他要这样一直跑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