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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数字时代趋势 创新宏观治理模式

2020年09月02日 06:09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要敏锐地看到,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规模物理隔离,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因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运行模式和宏观治理模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十四五”时期要顺应数字时代新要求,加快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每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都由最活跃要素主导

  最活跃要素是特定发展方式中生产率提高最快、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要素,是社会资源配置围绕的中心、国家竞争力的要害。谁能把握和管理好最活跃要素,谁就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农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土地。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土地扩张和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土地要素展开。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粮食增产和稳定。比如,通过创新灌溉、育种、历法等技术以增产,利用常平仓等制度解决粮食青黄不接和丰歉调节等。管好土地,就管住了农业社会的根基。

  工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资本。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工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资本要素展开。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在跨部门跨时空的优化配置,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供求平衡。比如,用财税和货币政策管理总需求,用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投入,用现代金融管理信用体系和支持技术创新等。管好资本,就管住了工业社会的动力。

  数字时代,最活跃要素是数据。经济数字化不仅向上拓展新业态,也向下改造传统产业,数据已成为贯穿整个经济系统最活跃的要素,并加快重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只有管好数据,才能赢得未来。而当前宏观经济治理方式诞生于工业时代,服务于工业经济模式,必须做出适应性变革。

  数字时代经济运行变革带来的新挑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众多不同于工业经济运行的变革性特征,使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特性。一般要素会折旧且规模报酬递减,越用越少,而数据要素不会折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边际成本为零的特性,越用越多,越用越好。比如,人工智能就是使用的人越多、数据越丰富,智能化水平就越高。以规模报酬递减为前提的主流经济框架,在数据时代将被颠覆。

  二是时空边界限制被突破。数据实时联通、高速传输,全时全域互联互通,时空边界被打破。比如,平台经济打破传统企业边界,突破地理限制,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和线上线下联动。而传统宏观经济治理主要基于物理边界展开,对数字空间和平行世界等跨域管理手段不足。

  三是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以往交易一般以所有权转移为前提,而数字时代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注重连接。比如,共享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共享汽车、共享住房等越来越普遍。宏观经济治理中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对权益收益的确定,都变得日益复杂。

  四是供给与需求深度融合互动。工业时代供给多为标准化、规模化产品,供给决定了消费的可及性。数据时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被及时响应,消费者深度参与生产过程,生产与消费趋于同步,企业库存大幅压缩。宏观经济治理在供给侧与需求侧边界变得模糊,库存周期管理作用下降,对供需政策协同要求大幅提高。

  五是宏观与微观的阻隔被打通。传统的经济信息搜集方式,主要依靠统计体系层层汇总,加总和平均的过程难免导致个性化、结构化信息丢失,容易产生信息漏损、时滞和信息偏误,导致合成谬误和宏观微观背离的情况常常存在。数字时代,数据从小样本走向全样本,从事后走向实时,从低纬度走向多维度,微观的整体即构成宏观。因此,宏观经济治理必须突破宏观与微观边界,及时感知微观变化,加快构建基于微观信息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六是个体和群体管理模式发生重大调整。在传统治理体系中,对个体的管理,往往通过组织来实现,比如企业、单位、社区、村等。个体通过特定组织归入某类群体,通过组织管理群体来实现对个体的管理。

  数据时代,连接性的变革使每个个体都成为重要节点,个体可能成为无数个自组织或正式组织的一员,通过组织进行管理的效能并不一定比直接管理个体更高。对个体的直接管理变成可能而且更高效。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间,通过手机移动轨迹追踪密切接触者,通过各个企业智能电表监测复工复产进度,比通过传统的基于组织的信息加总和间接管理更为有效。

  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创新和改革重点

  数字时代开启,恰逢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同一历史时期。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宏观治理模式,应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增强大国竞争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重点之一。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框架。当代主流宏观管理框架诞生于大萧条后,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扬弃演化,主要适应的是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经济。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并提出了对数字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加快推动经济治理模式创新,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大发展的宏观管理新框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和治理重构中建立新优势。

  打造政府决策智能中心。重点是加快政府数字转型和数据整合,可考虑建立政府超级数据中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提升实时感知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能力,推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方式变革,重建政府数据优势;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提升对复杂网络系统的管理能力,建设经济决策“超级数据大脑”。

  引领数字经济制度变革。尽早明确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地位,并加大数字货币试点和推广力度,探索在国际结算领域应用,抢占新一轮货币竞争先机。开展数字税研究和试点,积极参与并推进国际数字税谈判进程,在新一轮国际规则重构中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明确数据开放的范围和边界,建立开放指南和开放目录,率先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大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要制定数据分类标准,研究出台数据产权制度;在市场主体互动中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构建数字交流和跨境流动的制度基础;有效监管平台对数据的垄断,促进数据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加快构建数据主权法律基础和管理制度。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编制和实施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启动实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工程。以5G网络建设为牵引,建立统一规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积极支持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建设包容开放的数字基础设施生态圈。

  (作者陈昌盛 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符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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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2 06:09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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