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一中院发布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 近半涉案金额过百万

　　今天（31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发布《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据悉，从1995年建院至今，一中院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802件，先后判处罪犯2306人，判决没收赃款物、追缴经济损失共计折合人民币66亿余元，审结中央交办的大案要案20余件。

　　九成职务犯罪是贪污受贿

　　白皮书显示，在一中院审结的一审和二审职务犯罪案件共1802件，罪名相对集中，涉贪污贿赂类的案件1724件，占案件总数的95.67%，涉及第九章渎职类的案件78件，占案件总数的4.33%。

　　具体而言，贪污贿赂类中贪污罪701件、受贿罪643件、挪用公款罪270件，分别占贪污贿赂类案件的40.66%、37.3%、15.66%。

　　从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看，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人751人，占被告人总数的32.57%；被判处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的418人，占被告人总数的18.13%；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992人，占43.02%；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5人，占6.29%。

　　职务犯罪的涉案金额远高于一般的经济案件。据悉，而一中院审理的案件涉案金额高达66亿余元，其中，犯罪金额100万元以上的845件，占到了案件总数的46.89%。通过审判，实际追缴赃款、挽回经济损失共计44亿余元，判决追赃挽损率高达67.1%。

　　“小官”涉案最多村镇等基层案件多发

　　白皮书显示，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小官”是涉及职务犯罪的主要群体。在法院审结案件的被告人中，科级及科级以下的1756人，占被告人总数的76.15%；处级421人，占被告人总数的18.26%；司局级107人，省部级以上的22人。这些“小官”虽然级别不高，但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容小视。

　　比如在房山区燕山清洁队队长王远利贪污案中，“小小”清洁队的队长能够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与相关单位签订垃圾清运、道路清扫委托协议过程中，以开具“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220万元。

　　白皮书显示，所有案件中，涉及村镇等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97件，案发时间在2010年之后的多达68件，8年里审结的案件占到了20多年间审结该类案件的70.1%。“村镇等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这种趋势基本与北京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同步，农村等基层依托城市发展，土地等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成为新兴的社会财富集中地，基层人员也成为’易感人群’。”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部门和岗位也容易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22件案子涉省部级以上官员

　　在一中院审结的职务犯罪案中，有多起北京市乃至全国的“首例”案件，包括首例副国级官员因受贿被判处死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首例省部级官员因单个渎职罪名受到审判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首例我国通过司法协助缉捕并引渡回国的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化学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被称为“全国商业贿赂第一案”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等等。

　　另外，白皮书介绍，23年来，一中院审理的省部级以上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案件22件，数量居全国中级法院之首。

　　职务犯罪手段翻新更为隐蔽

　　随着对职务犯罪惩治力度的逐步加大，为了逃避惩处，职务犯罪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更为隐蔽。

　　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通过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将公款“漂白”成私款。而通过“交易”等手段收受贿赂，以及财产性利益、字画、玉石、文玩等成为受贿对象，增加了受贿等职务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加大了犯罪行为查处的难度。

　　此外，白皮书介绍，近年来，职务犯罪中，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和体制外的人员“内外勾结”的现象日趋增多。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和个别商人形成“共生关系”，彼此的权钱交易保持长期性，相对稳定、封闭，有的还将权钱交易与企业经营相交织,以此掩盖、隐饰权钱交易的本质。还有的，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掮客”找到的对象提供帮助后，和“掮客”共同收受好处，“权力掮客”甚至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