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会议突破瓶颈
这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在于，39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11个重点地区的135户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被列为重点改革对象，前者改革的第一责任人定为国资委，后者改革的第一责任为地方政府。对于这些重点企业，证监会和相关责任人要摸清情况，分类排队，确定进度，制订规划，负责逐家落实改革。
2005年11月，股改遭遇“瓶颈”。
“当进行到第9批企业时，真正的危机出现了。”林涌介绍，当时上交所、深交所都面临凑不够10家企业的情况。一个业内熟知的事实是，上交所和上海市相关部门，给各家券商和可能的上市公司打电话，希望能有企业在此“危难之际”顶上去。
“当时情况是，我们的股改遇到瓶颈，好的上市公司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公司，有的是大股东要增持股权，有的是B股、H股问题无法协调。”上海市股改办官员表示，股改进行到去年年终，他们每周推出2、3个上市公司进入股改的计划一度遇到挫折。
据一位熟知内情的投行人士介绍，股改之初，上海市政府就与上交所达成默契，上海的上市国企由政府统一安排股改，每批政府都会推出两到三家，而上交所也会为政府留着名额。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一旦上交所当批股改企业名额不够，上海市的国资部门就会将准备好的上海企业推上去救急。
当最危机的第9批出现断档时，最终沪市推出12家股改企业，其中，长江投资、氯碱化工、交运股份、锦江酒店均为上海本地企业。据悉，上海券商海通当期推出4家，分别为维维股份、交运股份、氯碱化工、国阳新能。此中可知上海市国资部门的救火行为。
其时，上证指数不断在低位徘徊。10月26日，上证指数跌破千一大关，报收于1097.16点，半年线亦被轻松击穿。
同期，有统计显示，流通股股东投票赞成率在10月25日后骤降,50余家完成股改投票的公司中，流通股股东赞成率在90%以上的仅为19家，比前期陡降38%，而赞成率低于80%的公司家数却增多至12家，占比上升到24%。很明显，快速下降的流通股股东赞成率正在逼近67%的绝对底线。
“当时，我已经亏了347万，是入市以来亏损最严重的时候。”知名作家周梅森说，这位江苏最早的大户投资者，于2005年11月2日公开发表《致全国流通股股东的一封公开信》，对上市公司金丰投资的股改方案提出反对意见。随后的11月11日和11月18日，周梅森又接连发表《致非流通大股东并国资管理部门的公开信》和《致管理层并证券决策部门的公开信》，继续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
“当时情况很可怕，大盘低迷，我周围的股民都没有信心。每次股改公司一复牌，不但不填权，还贴权。我感觉，如果流通股股东再不愤怒，再不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话，7000万股民就会被射穿到500点的股灾中。”周梅森说。
周梅森的三封公开信，被认为是股改瓶颈期来自流通股东的“一声呐喊”，随即导致11月28日金丰投资股改方案遭到否决。
就在同期的11月10日，由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委组成的股权分置改革领导小组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座谈会”。
这次会议被认为“决定着中国股市的未来”。
国务院副总理黄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央行副行长苏宁及一些地方政府副省级领导参加了会议，同时，135家地方国企和39家央企领导也全部到会。
当天上午，尚福林和李荣融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下午，广东省、上海市两个股改推进速度最快的地区作了成功经验的介绍。会议提出，股改进入关键时期，改革方向不能变、信心不能变、基本政策不能变。
这次会议的核心成果在于，39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和11个重点地区的135户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被列为重点改革对象，前者改革的第一责任人定为国资委，后者改革的第一责任为地方政府。对于这些重点企业，证监会和相关责任人要摸清情况，分类排队，确定进度，制订规划，负责逐家落实改革。
这无疑是一个立足中国实际的改革布局。面对一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比例高达71%的资本市场，抓住大头，对于改革推进所起到的导向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股改由此顺风顺水，沪指由年初的接近1200点行至今年4月底的1440点，形成震荡上升的稳定行情。深沪交易所和各地政府也再度发力推动股改进程，深交所甚至提出“不股改公司将被边缘化”。4月17日再融资征求意见稿出台时，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指出，恢复融资将分"三步走"，股改完成半年以上的公司方可实施再融资，IPO将率先在完成股改或进入股改程序的公司市值占比达到一定比例的省区启动。
4月29日，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在IPO的征求意见稿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股市每日成交额中，G股成交额超过70%，甚至达到75%。“引领市场交易的是G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说明G股已经成为市场的枢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