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退休已二十年。但我也是参加过“运十”飞机设计的一名成员，当年曾承担“运十”飞机的地面设备和生活设备的设计工作，先后担任过设计组组长和设计室副主任等职务。所以，我对我国大飞机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期望。后来，“运十”飞机由于一些原因而下马，我也和大家一样为此而失落过，但这段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的飞机尽快飞上蓝天，并真正成为我国民航运营的主力机型，这是我们航空人的追求与梦想，有生之年，翘首以待。
其实，我对我国的航空事业包括大飞机的这种感情，还有更深的渊源，更多的感触。因为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航空行业，没有离开过航空技术工作。1951年，我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而参加空军，那时仅16岁，经过短期培训，就分配到某空军部队，担任了一名地勤机械师，开始维护一架米格－9战斗机（从苏联进口的）。那是一种不太成熟的飞机，飞行员难飞，地勤人员也难维护，故障率很高。尽管如此，我们仍十分珍惜它，因为来之不易。
后来，换装了米格－15飞机，感到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当时一切都依赖进口，依然很困难，另备件甚至连消耗器材都缺乏。记得有一段时间，刹车导管接头容易漏气，国产的密封垫质量不好，我们居然想出用牙膏皮（以前是铅质的）来做垫子，还十分有效，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很不规范，但那时客观条件就是如此，大家积极想办法，此精神还是可嘉的。
还有一段时间，飞机液压系统的导管容易破裂，因为导管的材料是碳钢（后来才改用不锈钢），长期使用，内部腐蚀严重，容易破裂，对飞行安全带来极大危害。那段时间，我们十分重视应急系统的维护和保障，我负责的飞机也因这样的问题差点出大事故，真是令人提心吊胆。还有飞机的轮胎，当时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后来有了国产的，我们很高兴，可是一开始，国产的轮胎飞4～5个起落就坏了，而苏联进口的能飞几十个起落。尽管如此，我们仍十分热情地支持使用国产的轮胎，当然，过了一些年，国产的轮胎也过关了。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十分困难，苏联与我国的关系破裂，国内航空工业又上不去，部队的航空装备十分困难，没有新飞机补充。空军曾提出将现有的装备“用烂用完”的口号，我们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再后来问题更大了，大批飞机已快到规定的使用寿命（苏联规定的寿命）。那时我已调到空军研究所，研究所成立课题研究组，解决研究飞机的延长寿命问题，我也奉命参加此项工作，开始大家也是不知如何着手，到处请教有关学院的专家、教授，依据当时的条件，制订了可行的办法，经过必要的碉查研究和试验，终于让到寿命的飞机再延长寿命，并通过工作的不断深入，延长了好几次寿命，使一架飞机延长了一倍以上的寿命，等于一架飞机顶二架以上的飞机用。我们的课题组长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并荣获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改革开放已揭开了序幕，但国家太困难了，研究经费很少，日常开支都不够，研究所只有少数人还维持研究工作，多数人不得不放下专业，转搞民品，赚些收入来保证研究所能正常维持下去。
这时，我也被调到研究所的附属工厂，和其他几位领导一起，组织了几十位工人师傅大搞民品。那段时间，我们生产了一万多台弯管机以及其他民品，赚了几百万元的利润，为我所解决了一些问题。我认为那一段特殊的时期和经历，也反映了大家不是“等靠要”，而是发扬了自力更生渡过难关的精神。
几十年来，我经历从空军到地方，从维护研究军机到参加设计民机，从干军品到民品，可以说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的艰难起步，经历过那些困难的岁月。正因为如此，我对今天我国航空工业取得的进步和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近十几年来，各种型号的军机相继研制成功，并装备了部队，形成了战斗力，还部分出口到外国，令世界刮目相看。
我国的民用大飞机研制正在紧张地进行，其中新支线飞机已试飞成功，即将交付使用，而且上海已基本建成航空研制基地，大批年轻同志的加入，使队伍充满了活力，各方面条件与过去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民用飞机的研制比军用飞机有更大的难度，它的安全性、舒适性、适应性、使用年限大大增加，我觉得不仅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踏实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为今后千万名乘客的安全负责。
我盼望大飞机的好消息不断传来，让大飞机梦愈做愈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