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开放发声 为经济发展助力——祝贺《经济日报》创刊40周年

　　《经济日报》是1983年1月1日在原《中国财贸报》的基础上创刊的。当时听到这一消息，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的朋友们一致的感觉是：《经济日报》应运而生，必将大有作为！40年来，《经济日报》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及广大读者的希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竭尽全力为改革开放发声，为经济发展助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腾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刚刚起步，经济发展也还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状态。改革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还处于探索之中，经济理论界尚在探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从宏观经济体制入手还是从微观经济体制入手等一系列问题。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并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一重要论断。开放方面，我国还处于加入世贸组织所经历的15年3个阶段艰难谈判的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方面，1982年我国全年社会总产值（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包括物资供销业和公共饮食业］总产值之和）还不到1万亿元人民币（只有9894亿元）。在这一大背景下创刊的《经济日报》，作为一份植根于经济领域的中央党报，必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行者、见证者、宣传者和推动者。

　　本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及随后的博士研究生，与《经济日报》的结缘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1978年10月，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在经过8年的工作历练之后，听从“科学的春天就要到来了”的伟大召唤，从古城西安的一家中央直属企业重新回到曾经度过大学生活并阔别9年的北京，开始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蒋一苇教授和刘其昌教授，毕业后又有幸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成为蒋一苇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这样的学术殿堂，真可谓学术大家云集，泰斗级人物比比皆是：马洪、陆斐雯、薛宝鼎、蒋一苇、周叔莲、吴家俊……举不胜举。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与《经济日报》多方面的接触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种接触，除以读者和作者的身份外，还包括参加《经济日报》举办的各种学术和调研活动。工作性质的缘故，我接触的主要是理论部的同志，如高善罡、高路、王彬等等，此外还有报社领导层的艾丰（他是我研究生时期的校友，遗憾的是已较早地离我们而去）、武春河、冯并等。其中一些同志至今还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冯并，我们时常会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碰面。与上述同志的接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拼”与“实”精神。“拼”就是工作起来拼命，无论什么时候和他们联系，他们几乎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实”就是工作作风扎实，他们不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办报，而是经常活跃在工厂、农村、学校等生产和科研第一线，活跃在广大群众特别是从事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的学者与人员之中。这也正是《经济日报》的作风，是其“天生”的基因。最近因约稿供稿，我又有机会接触到理论部的一位年轻同志，她就是欧阳优编辑。在她身上，不仅能见到老一代经济报人的“拼”与“实”精神，同时还散发着新时代年轻人的朝气、敏锐、干练和灵气。我相信，《经济日报》的优良传统必将一代一代地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下去。

　　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和作者，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的理论版都有供稿，写给《经济日报》的主要集中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具代表性的有《评我国现行企业劳动制度》（与蒋一苇老师合作）、《关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思考》、《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辩证统一》、《软着陆：宏观政策协调的成功》（与王健、汪海波合作）等。其中《评我国现行企业劳动制度》发表于1992年11月10日，是我随恩师蒋一苇教授学习和工作多年合作的唯一一篇——蒋老师极少和他人联名发表文章。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当时在全国国有企业全面推行的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关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思考》发表于1994年7月26日。文章针对当时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状况，提出“投资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在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方面，文章认为，“最重要的是实行业主制度，明确投资主体”，“企业的投资主体，必须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包括社团法人），而不能是政府行政机构”，国有资产的投资“要通过代表国有资产产权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进行，“在明确投资主体的同时，还必须保证投资项目有足够的资本金投入，而不能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去搞建设”，“新建项目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去建设”，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意见不仅正确，而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也表明，《经济日报》对推进改革是不遗余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辩证统一》发表于1996年6月10日。文章针对当时我国微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形势表现出的明显反差，揭示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一致性与矛盾性”，进而提出了“要善于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既要注重总量调整，又要重视结构调整”的观点。文章通过《经济日报》发表，对稳定当时人们的经济发展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软着陆：宏观政策协调的成功》（与王健、汪海波合作）发表于1998年1月26日。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过热现象，通过实施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篇文章是对相关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归纳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宏观调控目标的协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两个方面。《经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也是为现实经济服务和为经济发展助力的体现。

　　提起上述《评我国现行企业劳动制度》的写作和发表，还有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故事：1992年11月，蒋一苇老师已经因病住院多日，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的那天，身体本就比较瘦小的他已被疾病折磨的骨瘦如柴，但精神还不错。我一坐下，他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说起了他所关心的改革和学术，还特别谈及他对一篇关于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文章提出过一些建议，最终却未被采纳。蒋老师对我说，“看来，这些观点还需要我们自己写文章去表达，我现在实在写不动了，只能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边说边从枕下拿出一个录音带，“我的观点都在上面了，你把它整理整理吧！”两天之后，我把整理好的文章拿给蒋老师看，他很满意，几乎没做任何改动，就让司机立即送往经济日报社。不到一周，文章就见报了，彰显出《经济日报》心系读者的作风。报社汇来3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额。师母陈曦把钱转给我时见我无论如何不肯收，就说，“你蒋老师说了，稿费你一定要收下，否则他会不高兴的！”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双手接过了那沉甸甸的300元……今天写到这里，我仍然是泪流满面，这就是我们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一位办过《挺进报》的重庆地下党党员、革命烈士江姐的战友啊！

　　前面提到，我向《经济日报》供稿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90年代。2000年7月21日，针对当时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写了这一时期最后一篇题为《中小企业三大痼疾尚需自疗》的小文。直到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后，我觉得与2015年8月2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同等重要，又产生了写作欲望，于是撰写了发表在今年6月13日《经济日报》上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文。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该文的发表，让我结识了理论部的欧阳优编辑，使我与《经济日报》断了多年的联系重又连接了起来。结束这篇文章之际，我最想说的话是：衷心祝愿《经济日报》越办越好！

　　（作者系原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