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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不公致中部塌陷 最后的中部:17年的崛起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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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4月04日 1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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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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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向上？
2005年3月6日下午，中央政府10个部委的副职领导人，在一个名为“中部崛起”的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上，就“中部崛起”向全国政协委员们郑重表态。4件涉及中部崛起的提案，由中部6省的政协主席领衔，民革中央、民盟中央、致公党中央联名附议。这样罕见的提案，牵连的提案承办单位有10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人民银行、中编办、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粮食局、国际旅游局。10个提案承办单位不敢有丝毫懈怠，纷纷派出要员与会，并发表意见。
观察家认为，不妨将这个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看作中部6省的一次集体政治行动，大家一起手心向上，跟中央政府要政策。“你不肯说，我自己提。”
所谓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中部人士认为，过去的“塌陷”是政策使然。如今，他们希望乘中央政策的“东风”，实现“崛起”的梦想。
有媒体说，武汉市长曾以一句“武汉在哪里”叩问温总理，叹息武汉沦为政策边缘化城市的宿命。在中部官员看来，武汉只是中部6省命运的缩影，在政策撬动经济轴心的中国，中部是一个被政策遗忘的角落。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一波波浪潮滚过，所有的政策利好都与中部擦肩而过。他们坚称，政策性宿命，是中部塌陷的根本原因。
学界曾有人从文化背景等层面，解释过中部何以塌陷，但都遭到中部人的反驳。当中，尤以带有讥讽味道的“文化背景论”让中部人觉得不舒服，哪怕它调侃的仅仅是湖北人。有人笑话道：“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进而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
如此偏颇的说法，自然不能被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6省人所接受。他们中有人近乎偏执地相信，是倾斜的政策让他们在被边缘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政策的不公，导致中部开放的滞后。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开放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12年。其他的中部城市就不用说了。
由于政策的缺失，招致中部的“不东不西”。当中国将政策演变成一种看不见的资源，中部人感叹一波波鼓励开放的政策，变相地削减了他们本来也可以分一杯羹的政策资源。1980年代，他们不能像东南沿海地区那样，依靠倾斜政策之优惠赢得经济飞越；1999年，他们不能像西部地区那样，仰仗国家在资金与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获得快速增长；2003年，他们不能像东北3省那样，借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之力，斩获中央政府建设项目资金、税收倾斜等优惠政策。现在，他们也要抓住最后一波政策发力的机会，从“政策洼地”中爬出。
由于政策的不合理，招致财政上的日益窘迫。20余年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经济基础较好的中部省份，上缴的多，自留的少。对比上缴财政基数低，经济发展快，自用财力大的沿海省份，中部省份更觉得可用财力窘，日子难过。
也正是因为后面一点，中部6省普遍觉得他们和东北3省一样，曾经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他们觉得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让他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以为一切不良后果，都是不公平的政策落下的病根，他们渴盼倾斜的政策杠杆，倒向中部，使他们走出连麻雀也东南飞的尴尬境地。期望被补偿的心理，与曾经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们并无二致。换言之，他们希望的“输血”，不仅输入资金，更输入政策。
起初，中部6省在要政策时，并无统一的意见，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染有计划思维的乱七八糟的意见什么都有。温家宝总理在去年3月说过“中部崛起”不足一个月，河南省的一个副市长就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向中央索要一长串“政策支持”，其中包括“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他的理由是，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中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普遍“惜贷”，且在利益驱使下将资金投向东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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