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九，今年54岁，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三山东头村农民。妻子是农村妇女，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刘元九拿着自己的账本，越算越高兴：“干了20多年会计，通过算账能看出这些年日子越过越好了。”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自1982年开始，刘元九就对家庭的收入支出记起流水账，一直坚持到现在。问起老刘为何要记这个流水账？他嘿嘿一笑说：“文人喜欢咬文嚼字，武人喜欢舞刀弄枪。在村里干了20多年会计，我习惯把家底记个明明白白。”他打开家里的文件柜，搬出了一大摞账本，一边翻弄一边跟记者聊起来。
“你瞧，1982年的时候，我家的总收入为836.54元，这几年的年收入已在2万元以上。当然，收入也不是直线上升、年年增长，收入有时升有时降。为啥呢？种葡萄的多了，市场上价格就降下来了；种的少了，价格反而上去了。市场供求关系在起调节作用呢。”
“近两年，收入稳定增长，原因很多。比方说，国家政策向‘三农’倾斜，税负逐年减少直到取消，1999年，俺家的税负是1803.9元，到了2004年，就降到了120元；现在一分钱也不用交了。因为我是种植经济作物的，如果是种小麦，政府还给补贴钱呢。比方说，我们大泽山的葡萄这几年名气越来越大，价格也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就有保证了；再比方说，这几年葡萄酒企业多起来了，进工厂的葡萄多了，价格也就稳定住了。”
“再看消费支出。1982年，俺家全年才花了574.90元，而1996年，俺家总共花了19234元。支出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把明细念给你听就明白了。1982年，我吃的是黑面馒头，我用粮票给孩子买些桃酥饼干，增加点营养。到了1987年，俺家买了18英寸的彩电；1992年，盖了4间大瓦房，花了3万多；1996年，花了1万多买了摩托车，近几年，又陆续投资好几万元买了农用三轮车和抽水机等生产生活用具。当然喽，这么大的支出得有更高的收入作为后盾。”
老刘娓娓道来，记者听得有滋有味。细翻账本，发现老刘购买五谷杂粮逐渐多了、精粮细粮逐渐减少。问起原因，老刘说：“上世纪80年代是‘有什么吃什么’；90年代是‘想什么吃什么’；到了现在，就是‘怎样科学就怎么吃’了。”
老刘不但记流水账，心中更有一本大账。问起他想不想让葡萄的价格再高点，老刘说了一番令记者意想不到的话：“我并不希望大泽山葡萄的价格太高，因为产品价格应该由价值决定。农业本身不是暴利行业，它的价格不能超出价值太多，否则供求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种植户。”
记者手记
细读老刘家的账本，生活中的变化给记者的印象很深刻。
第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刘元九家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年到1986年，他们生活的主要追求就是吃上白面馒头，1985年，刘元九家实现了这个愿望；第二阶段，1987年到1996年，开始改善住行条件，建新房、买摩托车就是例证；第三阶段，1997年到2004年，改善生产条件、降低劳动强度，过去每年要花100多天用手推车人工运葡萄，用肩膀挑水浇葡萄，现在用上了三轮车和抽水机，劳动强度降下来了，生产效率也提上去了；第四阶段，2004年至今，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比如准备和参加工作的儿子一起买商品房，在饮食上讲究营养搭配。
第二，消费结构的变化。一些新的消费项目不断出现，例如通讯、保险、文化、旅游等，并且消费额度呈持续增长态势，基本食品消费保持稳定。
第三，体现了政府帮助农民致富的不懈努力。第一阶段后期老刘增收很快，得益于政府调整种植结构，把适宜种水果的山地由种粮改为种植葡萄；第二阶段老刘收入的增加，是政府开始主导举办“大泽山葡萄节”，解决了“卖难”问题；第三阶段，政府通过大力发展品牌农业、观光农业，把大泽山葡萄的品牌给打响了，市场覆盖面大了，解决了“卖贱”的问题；第四阶段政府通过鼓励发展龙头企业，60%以上的葡萄被收购到企业去加工，初步建起了现代农业的框架，稳定了葡萄的市场价格，保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
